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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吐口气，离世了。那只是故事，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也有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困守农村的日子
上海知青初到农村时，以为那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在经受劳动锻炼后，就可以回城，或是进工厂，或是上学。可我们在西塘多年后，却仍然没有这种迹象。其中，只有小陈当兵走了，小金通过父亲退休顶替进了工厂，小曹办理病退回上海，其他人都还是在农村。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更注重于眼前的实惠了。那时流行着这样的信条：“有‘如此’就如此，没有‘如此’也不过是如此。”每一知青离去的消息，都会在其他人心中激起更大的波澜。社会上越来越激进的政治高调，更是令人感到不祥。
在失望之余，有人开始找门路了，有的投亲靠友，转到其他地区，有的长期留在上海，也有的只是在乡下短暂地住一阵后就又回家了。我们刚下乡时，走在山前镇的街上，常遇到其他上海知青，可到后来上海人就越来越少了。
我一直坚持在农村，可心态逐步地发生着变化。下乡之初，我最感兴奋、最盼望的是回上海过春节，因为能与家人团聚，能吃到上海风味的食品，能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指点江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家已没有吸引力了，因为要好的同学大多已进了工厂或上了学，而回到上海只会触景生情，是苦楚大于欢乐。
有一年我回上海，在家附近遇上了街坊三宝，他当年学习不好，没有考上中学，进了工厂，也就避开了下乡这一劫。他随口问起我近况，大吃一惊：“怎么，你还在农村啊！”——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人生失败者。
当年我离开上海时，隔壁邻居的女儿小英还是个小孩，可我又在上海见到她时，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啊，我在农村已太多年了。
我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诗人的失落。我已没有回上海的欲望了，见到故人旧物，只能增加我的伤感。
西塘大队的领导还不错，给予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小汤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小韩担任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小宋担任了大队代销点的售货员，小毛和小沈成了拖拉机手。以这些工作安排，就可以避免田间劳动的艰辛。大队干部与上海知青非亲非故，能这么做，算是很不错了。
可我还是在当农民。大队领导先是让我去代销点工作，我推辞了这份好差事。我要继续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因为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才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小谢已滞留上海很久了。原生产队长钱妮不愿再干。大队就任命我为生产队长，并让老农贵修协助我。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重任，因为我要有所作为，就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野心勃勃——我要上大学。
在“文革”中进行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全国统考的大学招生制度，招生是以“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那时招生的数量少之又少，每个公社才有几个推荐名额，由基层单位推荐，还要送上级审查后选拔录取对象。
我目标很明确：我要上大学。所以，我积极努力，在劳动中表现突出，以获得群众的肯定和推荐，从而能获得到大学深造的机会。
我也有过机会，我曾数次被大队领导推荐上大学。我的表现出众，那是公认的，所以基层群众、大队领导，甚至其他上海知青都同意推荐我。但是，我在政治审查时却被刷了下来。
在那一过程中，我经历了热切期望后的无限失望。那种痛苦、绝望和挫折感，若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于体会的。而且我还不能公开流露自己的内心感受，那就显得我表现好是“动机不纯”。
——与其他知青相比较，我经受了更大的精神折磨。我更努力，表现出更大劳动激情，只是因为我更不安于现状，更希望改变命运。这看起来似乎是荒谬的，却带有时代的合理性。我也有过更多的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是挫折和受挫后的心灵创伤。但表面上，我仍然热诚，积极性不减，那是因为在压抑情感，凭着毅力在坚持。归根结底，我只不过是表现出更大的政治虚伪性。
工地上的悲哀（1）
在南方的农村，农民初春时就投身于紧张的劳动，到秋收后就闲了下来，而冬天基本上是在休养生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又开始忙起来。
在那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千古习俗就被改变了。冬天就是兴修水利会战的开始，县、公社、大队各级都有工程项目，所需劳动力由上级向下面各个生产队摊派，而出差的劳动力费用也要由生产队承担。那个时期农村也兴建起了一批有效益的水利工程，但生产队的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言。而且，由于缺乏一个长远规划，有些工程就只是人力和资源的浪费了。
我冬天很少回上海了，也就与民工一起出差，去水利工地劳动。我参加了西塘水库和吴城水库的修建，也挖掘过山前人工渠，体验到了出差民工的疾苦。那样的出差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民工们以大队为单位，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中。所谓的住处，也只是农户人家腾出个房间，在泥土地上铺了稻草，摊开自带的铺盖，一排一排地就地而卧。甚至连妇女也要出民工，所以是男、女各一间房。
每天早早就上了工地，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各大队会派人替集体煮饭，菜则要自己携带，也就是腌菜、辣椒、咸萝卜之类的，既下饭又可长久保存。
在山前人工渠道的工地上，成千的民工热火朝天地在那里奋战，场面气势壮观、振奋人心。我们依靠人工，挖出了宽有二十五米，深度超过两层楼房的人工渠道。
我穿着劳动布的裤子，裤管卷到了膝盖，脚着的是橡胶底的解放鞋。已在十二月的寒凉气候中，可我仍然赤裸着上身，与乡下人的唯一差别是肩膀上戴着垫肩，那是从上海带来的。我簸箕里的土石要比别人多，挑担时走路的速度也要比别人快，尽管我曾是大城市人——这就是我表现突出的秘密。因为我是上海知青，大家有着较低的预期心理，但我干起活来，比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更拼命、更吃苦，他们就很感动。那里的人们是善良、纯朴的。
人工渠道越挖越深，到后来已有三四个人高的深度，我肩担着泥土和石块，脚踏在沿着人工渠边挖上去的阶梯，一步一步走上去，到了地面后，把土石倒在指定的地方，然后又下去挑下一担土石。就是这么地，挑完一担又一担，一担又一担……一直要天黑才收工。然后，是一天，又是一天……
——这些经历说起来是枯燥的，但生活本来就是枯燥的，人本来就是这么地活着。在身临其境之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今天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异，我怎么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忍受这样简单、重复、原始的体力劳动。这使我认识到，人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产生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忍耐力，而这种意念的力量其实也就是我人生的主要驱动力。
最后完成的山前渠，看起来气势磅礴，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渠道的两边，两条等高、与渠道等距相隔的人造堤坝与人工渠道平行，也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当我站在完工的渠道旁，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里也有我洒下的汗水。
这样的雄伟工程，是当政者的政绩，但实际效益却不是很大。因为这一条人工渠只是取代了已存在的自然河道，那河道本就有把上游的水排到下游的功能，但因为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是弯弯曲曲的。而这一人工渠道则那么地壮观，展现了那种人定胜天的冲天豪气。可是，这样的工程太劳民伤财了，而且还占用了不少耕地。
当年为修建水利工程，无偿地调用了农村劳动力。农民们的积极性当然不是很高，可又不敢违背上级指令，只能软扛硬磨。记得那是在西塘水库工地上，某天，公社党委书记来视察。他看到了出勤民工稀稀落落地没有多少人，勃然大怒，马上要下属去调查。那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结论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出：“阶级敌人破坏”，要立即清查。
清查的结果显示，缺勤的人很多，但大都是“贫下中农”，所以无法和阶级敌人挂上钩。最后，发现毛家窝村的一富农家庭的父子俩都没有来。所谓富农家庭，也就是说，那父亲在50年代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富农的经济成分，而富农在文革中又被划为“黑五类”，而他儿子那就是富农的家庭出身。
其实这一对父子是请了假，才没出工的。他们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去卖猪。因为队里派了他俩的民工差。那样的苦差，一般农民们都不愿去，所以成分不好者就要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不敢抵触。这父子俩都是单身，长期在外，养的猪也没法照管了，就只能先卖了。但猪由国家统一收购，所以他们那天把猪送去卖给湛溪街的供销社，却正好碰到公社书记下工地视察。
尽管他们缺勤是请了假的，但为要寻找“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当天晚上，工地上就召开全体民工的批斗大会。这一对可怜人，就站在那里，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连气也不敢出。最后，批斗大会结束了。但是，对于阶级敌人，“在政治上要批臭，在经济上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所以还宣布了惩罚性处理：罚款三百元，还要罚他们夜晚加班，完成两个土方的工作量。大会结束后，公社书记前呼后拥地先离开了。
散会后，我看到那富农的儿子，一个忠厚的农民小伙子，在与黄书记说话。黄书记是个女性公社干部，约三十多岁，她由上级派驻在西塘大队。那富农儿子，可怜兮兮地向她哀求：是否可以减少一些罚款。黄书记断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哀求。
只见他手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颤颤巍巍地递上去，说这是他们卖猪刚得到的，一百八十五元钱，全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