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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士，祸福相倚的求索
在敌意环境中求生
那是1986年的暑期末，一个晴朗的日子，我驾着一辆福特牌的旧车，离开了俄亥俄州的阿克朗市，沿着80号州际高速公路向东急驶。我刚刚完成了MBA（工商管理硕士的缩写）学习，去追寻我的博士梦。 我是在往宾西法尼亚州的路上。我已为宾州大学商学院录取，是去攻读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很振奋。进入了宾州的地界后，沿途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区，道路也变得盘旋弯曲，限定时速已降为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可车还是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疾驶着，却仍然觉得车速太慢，不自觉地，踩着油门的右脚还在使劲。 在进入了被称之为州学城的小镇后，我才注意到我以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二百多英里的行车路线。我已来过一次了，那是在我刚收到宾州大学的录取通知后。那时尚在暑假之中，整个校园显得宁静安详，我一下就喜欢上这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大学城，向往那环境优雅的学习环境。这一次则是开学之际，马路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暑假后返校的学生。那是一个有三万五千多学生的大学校，是美国大学的“十大”（Big Ten）之一。
我觉得我在人生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心中充满着激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握时机，努力学习，从而有所作为。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将在那里度过六个寒暑，精神上会受到极大折磨，个人意志要面对严峻考验，这一经历也将对我的人生和思维方式产生刻骨铭心的影响。
国际商学专业设于商学院的商业后勤系。我报到那天，先去见了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他是铁路运输管理学的著名学者，一个高高瘦瘦、行动敏捷的老头。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是儒雅风范，西装领带，多半还穿着西装背心，对我和蔼又有耐心。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很友善，谈过几分种后，他带着我去见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指导员奈教授。那是一个看起来年轻，长得帅气的教授，他也很客气，向我介绍了情况，并作了学业的指导和安排。 在与奈教授谈话结束后，我就在国际商学的办公室，与刚结识的秘书璐比小姐聊了起来——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商学院有四位国际商学的专业教授，但两位教授已暂时离校：丹尼尔博士正在欧洲作访问学者，他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克里西博士是国际金融教授，已请了一年事假，正在纽约的一家国际银行工作。其他的两位教授，一个就是我刚见过的奈博士，另一个是崔博士。 正在说话间，外面进来了一个中等个子的亚裔中年人，长着很有韩国人特征的方形脸，脸上所流露的是那种师道尊严的傲然。 璐比小姐马上说：“这就是崔教授。” 我已通过学校资料对他有一些了解，他是国际商业的主要教授之一，早年毕业于韩国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后，就一直在宾州大学任教了。 我那瞬间的感觉，如同他乡遇故知。我恭敬地站起来，先自我介绍，又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意：“崔教授是我们亚洲人中的佼佼者。由于东、西方在文化和语言上的极大差别，亚洲人走商科的学术道路不容易，您能够这样在学术界崛起，是我学习的榜样，希望崔教授今后多多指教。”
“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就喜欢拉关系，我不吃这一套。”崔教授不客气地说，他的脸平淡得连肌肉也没有抽动一下，“不要指望我会因为你是亚裔学生，就会特殊照顾，我是一视同仁，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 当时的我，真有一种拍马屁却给马踢了的感觉，但还是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他的教诲。 可是，我也颇感意外，因为这是美国。我们若观察美国现代文化，就不能不注意到它那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强烈色彩。是因为农奴制和种族歧视的过去，是因为祖上作的孽，才有今天美国的负罪感，也才形成那种矫枉过正的社会倾向。美国社会对偏见和歧视极为敏感，即使那只是属于苗头现象。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聊天时，经常会谈论，说河南人怎么怎么地，上海人怎么怎么地…… 这种说法，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有教养的美国人中，是很少听到的。因为把人按类分别，建立标准，这本身就是成见（Stereotype）和偏见（Prejudice）。我并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成见和偏见，只是说，他们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因为这反而显得自己教养不够。这不能算虚伪，而是在特定文化下的社会行为规范。 所以，当我听到崔教授把中国人定型为“喜欢拉关系”——不管对与不对，就觉得很意外，这种一概而论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文化。而且，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已表现出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这更使我感到吃惊。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美国教授，他们有好有坏，但起码在表面上很客气。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以后，我对崔教授更了解了，知道他完全把自己看成美国人了——尽管他说英语带有明显的韩国口音，而且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偏见也是美国人中少有的。
弱者的抗争
过了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国际商学博士研究生徐宁，一个挺秀气漂亮的中国女孩子，思路敏捷，善于谈吐，看起来就是女强人类型。她毕业于北京经贸大学，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就来读博士了，她已入学两年了。都是中国人嘛，初次见面就感到亲近，而且她为人很热情，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建议。我们很谈得来。
那时我人生地不熟，就急切希望能从徐宁处了解情况，她也很乐意地向我作起介绍。听起来，总的评论还是不错的。但当谈到崔教授，徐宁就表露出极大的不满。他自负、固执，有极度偏见，而且对她进行种种刁难。 有些事情乍听起来都是难以置信，但我已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了。我告诉了徐宁我与崔教授的初次接触，她告诫我要小心，说崔教授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那次谈话后，她又多次向我倾诉。她与崔教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她忍无可忍了，正式向商学院领导提出投诉——她指控崔教授歧视女性、对她不公正的待遇。她说崔教授由于历史原因（指朝鲜战争中，韩国与中国是交战国），特别歧视中国学生。 在她提交正式投诉后，商学院就成立了一个由行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此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在听取原告、被告和第三者证人的证词后，要作出裁决。徐宁把我也列为证人之一，我所要谈的就是我与崔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此证明他始终一贯地歧视中国学生。 那个学期，我正在修崔教授的一门课。一天下课后，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去了，他见到我，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两份学期报告，递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是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报告，作者署名都是徐宁，但一个封面上注明是崔教授的课程作业，而另一个上则是奈教授的课程作业。
“徐宁投机取巧，把同一报告当做两门课的作业，这就是学术不诚实，”他洋洋得意，“居然还要控告我，现在证据确凿，她已是本性暴露无遗了。”至于他与徐宁的冲突，他说，根源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徐宁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把对她学术的批评看成是人身攻击，这是他在反驳徐的指控时一再强调的。接着，他又告诫我，在学习上不能像徐宁那样取巧。 崔教授话头一转，又提到了另一中国学生孙小彬。他主动向我解释，为什么孙上学期在他课上只拿到C的成绩。他说：孙之所以得到这个成绩，主要是他的程度太差了。 孙也来自中国大陆，我的朋友，是营销学专业的博士生。但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猜想，他以为我已知道此事，才主动提起解释，以说明他没有歧视中国学生。其实我在此之前，只知道孙修了崔教授的课，也知道他对崔的不满，可并不知道他得到的成绩。
可是，当崔教授向我透露孙的成绩，那就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是严重违犯了学校的政策——其实，孙小彬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我们后来一起修过国际营销学的课，发现他学术上很出色，他后来在事业上也是极为成功的。 最后，崔教授又一反过去对我的冷漠和敌视，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亲切和蔼地告诉我，今后在学习上有问题，可以尽管去找他，只要我认真，努力，他一定尽力帮助我完成学业。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我当然明白，他在拉拢我。但他已达到目的了，因为我也有私心，要保护自己。那次谈话后，我就没有出席听证会。我没有勇气和盘托出我们首次见面的对话和我对他的看法。 事后不久，徐宁被迫离开了宾州大学，仲裁程序也以她撤回投诉书而结束。我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她脸色苍白，似乎憔悴苍老了很多，可还是显得很坚强。对于徐宁，我深深感到内疚。我太软弱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提供她所急需的支持。 会计系的玛克奈尔教授也是仲裁委员会成员之一。是我后来修她课时，她偶然提到这一事件，她相信徐宁的指控。起初，我以为她在感情上站在徐宁一边，是出于女人对女人的惺惺相惜。可我后来又有机会与商学院副院长谈到此事。他主持了徐宁投诉崔教授的听证会。他也觉得徐宁的指控可信，但因为有不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