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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二十分钟就又走了。她后来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我刚刚说了一句没有，电话好像就被另一个人接过去了，那人先自我介绍，说他是公安局的，姓吴。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家。他说，现在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希望你能配合。你现在能到爱博医院来一下吗？我说可以。姓吴的警察说：那就谢谢您啦。 那天晚上我十点二十从家中出来，到达爱博医院并见到吴警察时恰好十一点整。我乘坐的出租车刚一停在爱博医院的急诊楼前，早已等在这里的吴警察立即从大门里走出，拉开车门向我询问： “请问你是海岩吗？” 我钻出出租车，点头承认。 “我姓吴。咱们刚刚通过电话的，不好意思麻烦你跑一趟。”吴警察边说边在前面引路，他没把我带往急救室的方向，而是沿着另一条走廊急步前行，很快把我带进了一间宽敞的会客室中。 一进这间屋子我不免疑惑，我看到屋里或坐或站至少有六七个人，全都不像医生护士而更像是公安局的便衣，只有一个中年男人经吴警察介绍我知道是医院夜间值班的干部，但惟独不见刚才和我通过电话的信诚。 我问吴警察：“凌信诚呢，他不是也在医院？” 吴警察说：“啊，刚才他心脏出了些毛病，医生们还在抢救……” “抢救？”我吓了一跳，“怎么赶这时候他也发病？” “因为，”吴警察看了一眼医院的那位干部，说道，“因为他的儿子死了。” 我虽然不是乖乖的父亲，但乖乖死亡的消息给我的震惊之大，也许完全可比凌信诚此时的悲伤之深。当吴警察口出“死”字之后，我有半分钟时间瞠目结舌，心撞咽喉。 医院的那位值班主任——吴警察称他杨主任的——向我做了简短解释：“孩子送来时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我们抢救了两个小时，这次仍然和上次一样，诊断为乙二醇中毒。但这次毒量比上次明显要大。在孩子心脏停跳后我们又对血液做了一次化验，孩子血液里的毒液大概还有，还有……怎么说呢，大概还有将近半汤勺吧，成年人都未必受得了，更不要说这么小的孩子。” 吴警察见杨主任的解释告一段落，适时地插话进来：“现在我们初步确认，凌信诚的女朋友丁优涉嫌杀人，现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丁优。据我们掌握，她在北京有个姐姐，开了一个什么网吧，丁优现在很可能藏在她姐姐那里。那个网吧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当然丁优也不一定就在那里，她下午去凌信诚家作案后可能就已经跑了，已经出北京了……” 吴警官对优优的怀疑我已有预感，但他把这种怀疑说得如此果断还是让我心里咯噔一声，太阳穴也不受控制地怦怦直跳，一句话也不受控制地跳出口来： “她没走，她还在北京。” “在哪儿？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吴警察的问话把屋里其他警察的目光全都拉到我的身上，我木讷片刻才像回答审问似的老实交待：“知道，她在她朋友阿菊那里。” 我说不清我这时对优优是何感觉，除了震惊和百思不解之外，还有没有同情，还有没有惋惜，还是仅仅剩下理所当然的义愤。但那天我无论怀了何种心情，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吴警察和他的同伴，分乘两辆警车，像两只尖锐的箭矢，穿刺了昏暗的城市之夜，从爱博医院一直刺向阿菊的新家。我甚至还做了警方的一个诱饵，敲开阿菊的屋门。阿菊显然已经睡了，敲了半天才起床来问，听出我的声音之后，才衣冠不整地开灯开门，嘴里还奇怪地抱怨：“你不是约好明天去车站的吗，这么晚还过来干吗……” 在赚开屋门的刹那，我看到客厅的大灯刚刚打开，优优已经披衣起来，手里还攥着一根灯绳。警察们随即果断地把我挤开，一鼓作气冲进屋里。我耳中听到阿菊的惊声尖叫，听到警察的大声呐喊，听到不知什么东西被什么人撞翻……但我没有听到优优的声音。和上次警察抓她时完全不同，她好像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没有质辩，没有拳打脚踢，她几乎是一声不响地，束手就擒。
第四部分任性使气固然痛快（图）
警察们把优优押出屋门时我和优优打了照面，互相注视但彼此无言。阿菊也被警察带下楼去，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她在走出楼门时才惊魂略定，才想起向警察大声抗辩。 “你们凭什么抓人！我犯了什么法啦！抓人啦，抓人啦，警察乱抓人啦！” 阿菊的喊声在宁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但整个楼区似乎都已睡熟，这疯狂的叫喊即便有所惊扰，四邻街坊也无人理会。阿菊的声音很快便连同她的身体，一起被塞进后面的警车。而前面一辆警车早已拉着优优，鸣着警笛开上了来时的大路。 警察们把阿菊优优拉到分局，对她们分别进行了审问。当夜两位民警加一位女警又带着阿菊返回家中，对阿菊的几间屋子进行了仔细搜查，大概是想搜到优优投毒的确切物证。 警察第二天早晨又搜查了那间已被查封的“志富网吧”，还搜查了网吧后面优优大姐居住的那间平房。警察同时传讯了优优的姐夫，让他交待前一天他用汽车载着优优去凌家的情形。 根据优优姐夫的交待，前一天的中午优优来到网吧，告诉他们她要回仙泉看看。她来这里是想向姐夫借一点路费，说好三月之内肯定偿还。姐夫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吃饭都成问题，哪还有钱借人。优优大姐说我准备买药的钱还没买呢，你要出门就先拿去。优优说不用了，她摘下自己腕上的手表，问姐夫能否帮她押些现金。这表是劳力士的镶钻腕表，是凌信诚花八万八给优优买的。大姐见优优竟要押掉这块“信物”般的手表，硬逼优优说出她和信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优优只简单笼统地表示他们又吵架了，除此再无更多解释。大姐说我看信诚那人脾气很好，对你也一直不错，是不是你自己太不懂事得罪了信诚？优优则气恨地说信诚对我确实不错，可那小孩实在太狠，他肯定是他亲妈派来整治我的，他们就是想把我赶出凌家。我不用他们这样赶我，我自己走，还不行吗！ 大姐还苦口婆心，百般规劝——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任性使气固然痛快，可最后又能为你带来什么？姐夫在她们姐妹说话的时候，仔细检查了那只手表，断定不像假货，除了上面的钻粒银光闪闪，更重要的是，这是凌信诚特地给优优买的，还能有假？ 于是他开车拉上优优，去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也是仙泉来的，在北京发财开了酒吧。姐夫以前还回仙泉替他招过坐台小姐，所以彼此有些交情。那人的酒吧开在大红门附近，姐夫便开了他那辆奥拓绕行四环，接近酒仙桥路口时，优优提出要先回家一趟，说有些衣服用品要拿，以备明天上路之用。 于是钱志富就拉着优优，把车子开到了凌家公寓楼下。他看着优优快步上楼，二十分钟后又快步下来，下来后她手里多了一个皮箱，里边大概全是出门的行装。 然后，他们又去了大红门那边，把那只手表押了一万块钱。优优和那位酒吧老板商量好了，押期两个月，两个月后优优不来拿表，表就归了老板。 然后他们又到铁路售票处去，买了第二天去仙泉的一张硬卧。然后钱志富又按优优的要求，送她去了一个胡同。那时天色已晚，他看到优优走进那胡同里的一个院子，和传达室的一个老头不知在交涉什么，半天无果，落落寡欢地又走出来，上了汽车，让姐夫把她直接送回到阿菊的家里。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车行一路，钱志富一直在叨叨不停地规劝优优，让她千万别和信诚闹崩。他一再晓以利害，陈明利弊——不光是你，连你大姐和我全都一样，以后还靠信诚维持生活，拔他一毛而利咱终生，何乐而不为也，你就是装也要装着爱他，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网吧关了，你大姐的病还要打针吃药，要彻底治愈不知猴年马月，所以你万万不能只顾任性，回仙泉看看同学散散心，然后早点回来找信诚认错服输。 这些既嗦又市侩的规劝公安是不要听的，钱志富说得嘴角都堆起了白沫，有用的其实只有几句，那就是他谈到昨天下午，大约两点多钟，他亲自开车拉着优优去了凌信诚的公寓，他亲眼看见优优下车上楼去了，二十分钟后又亲眼看见她匆匆下来，而且手里拿着从凌家带出的一只皮箱。 根据对钱志富的讯问结果，可以证实，案发前犯罪嫌疑人丁优确实回过凌家，并在凌家实际逗留了大约二十分钟。 在讯问钱志富之前，警察们还询问了凌家保姆，保姆是江苏农村来的，已在凌家工作将近十年，为人老实，忠诚可靠，与凌信诚一家早就形同亲属。保姆也证实了昨天下午大约两点多钟，优优突然回来，当时凌信诚和李秘书一起，到外面去看公寓，家里只有保姆和乖乖两人。乖乖午睡未醒，保姆正在卫生间方便，她隐约听见大门响动，仿佛有人进来，脚步似有似无，声音若远若近。等保姆仓促完事走出卫生间时，看见优优正从乖乖房间那边快步走出，与保姆迎面相遇，脸上明显不太自然。保姆在回答警察询问时非常肯定这点，她说优优看见她走出卫生间，就主动冲她笑来着，但张开了嘴却不知说什么。警察问：是想说什么又没想好说什么？保姆说：反正是张口结舌的。后来还是保姆先开口，问她啥时回来的。优优回答说她刚回来，刚进屋，随即岔开话头问保姆能否帮她找个箱子来。保姆这时听见孩子在屋里哭，于是先跑回屋里去看孩子。孩子当时的样子好像没全醒，哭声断断续续的，嗓子半哑不哑的，两只眼睛都闭着。保姆当时没发觉明显异常，上去一通拍拍哄哄，让孩子渐渐趋于平静，但她能感觉到孩子呼吸有些沉重，鼻子也好像不大通气，嘴角还残留了少量水迹。那水迹保姆记得很清楚，她当时以为是孩子睡眠中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