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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此一时或彼一时的梦。艺术品的形成，都从支配材料着手，艺术制作的传统，即一面承认材料的本性，一面就材料性质注入他个人的想象和感情。虽加人工，原则上却又始终能保留那个物性天然的素朴。明白这个传统特点，我们就会明白中国文学可告给作家的，并不算多，中国一般艺术品告给我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试从两种艺术品的制作心理状态，来看看它与现代短篇小说的相通处，也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由绘画涂抹发展而成的文字，一由石器刮削发展而成的雕刻，不问它是文人艺术或应用艺术，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从材料方面言，天然限制永远存在，从形式方面言，又有个社会习惯限制。然而一个优秀作家，却能够于限制中运用“巧思”，见出“风格”和“性格”。
说夸张一点，即是作者的人格，作者在任何情形下，都永远具有上帝造物的大胆与自由，却又极端小心，从不滥用那点大胆与自由超过需要。作者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崇高的理想，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在过去，曾经产生过无数精美的绘画，形制完整的铜器或玉器，美丽温雅的瓷器，以及形色质料无不超卓的漆器。在当前或未来，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说写作上，用得其法，自然会有些珠玉作品，留到这个人间。这些作品的存在，虽若无补于当前，恰恰如杜甫、曹雪芹在他们那个时代一样，作者或传说饿死，或传说穷死，都缘于工作与当时价值标准不合。然而百年后或千载后的读者，反而唯有从这种作品中，取得一点生命力量，或发现一点智慧之光。
制砚石的高手，选材固在所用心，然而在一片石头上，如何略加琢磨，或就材质中小小毛病处，因材使用作一个小小虫蚀，一个小池，增加它的装饰性，一切都全看作者的设计，从设计上见出优秀与拙劣。一个精美砚石和一个优秀短篇小说，制作的心理状态（即如何去运用那点创造的心），情形应当约略相同。不同的为材料，一是石头，顽固而坚硬的石头，一是人生，复杂万状充满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头还是人生，若缺少那点创造者的“匠心独运”，是不会成为特出艺术品的。关于这件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比我们似乎早明白了两百年。他不仅把石头比人，还用雕刻家的手法，来表现大观园中每一个人物，从语言行为中见身分性情，使两世纪后读者，还仿佛可看到这些纸上的人，全是些有血有肉有哀乐爱憎感觉的生物。（谈历史的多称道乾隆时代，其实那个辉辉煌煌的时代，除了遗留下一部《红楼梦》可作象征，别的作品早完了！）再从宋元以来中国人所作小幅绘画上注意。我们也可就那些优美作品设计中，见出短篇小说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心。
这些绘画无论是以人事为题材，以花草鸟兽云树水石为题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品最高的成就，重要处全在“设计”。什么地方着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方竟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加过问。有些作品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处不著笔墨处，因比例上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
短篇小说的作者，能从一般艺术鉴赏中，涵养那个创造的心，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有助于作品的完美，是无可疑的。
短篇小说的写作，从过去传统有所学习，从文字学文字，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由于对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言文字的耐心。对于人性的智愚贤否、义利取舍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样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从一般平凡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尤其是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写作的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至于从小说学小说，所得是不会很多的。
所以短篇小说的明日，是否能有些新的成就，据个人私意，也可以那么说，实有待于少数作者，是否具有勇气肯从一个广泛的旧的传统最好艺术品中，来学习取得那个创造的心，印象中保留着无数优秀艺术品的形式，生命中又充满活泼生机，工作上又不缺少自尊心和自信心，来在一个新的观点上，尝试他所努力从事的理想事业。
……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讲
五月二十日在昆明校正
小说与社会
我们时常都可听到人说，“俺，没有事情作，看小说。”
“放了假怎样消遣？看小说吧。”事实上坐柜台生意不忙的店员，办公室无事可作的公务员，甚至于厂长，委员，不走运的牙医，脾气大的女护士，尽管生活不同，身分不同，可是他们将不约而同，用小说来耗费多余生命，且从小说所表现的人事哀乐中取得快乐和教育。试从家中五十岁左右认识字的老妈妈，和十岁以上的小学生，注意注意他们对于小说故事的发迷，也可证明我说的“从小说取得快乐和教育”，是件如何普遍而平常的事情。许多家长对于孩子读书成绩不满意，就常向人说，“这孩子一点不用功，看小说发了迷。”其实小说也是书，何尝只有小孩发迷？我知道有四个大人，就可称为“小说迷”，不过和小孩子发迷的情形稍稍不同。第一个是弄社会科学的李达先生，和家中孩子们争看《江湖奇侠传》时，看到第十三集还不肯放手。第二个是弄哲学的金岳霖先生，读侦探小说最多，要他谈侦探小说史一定比别的外文系教授还当行。还有一个中央研究院梁思永先生，是发掘安阳殷墟古物的专家（照他自己说应当是挖坟专家，因为他挖过殷商帝王名臣坟墓到一千三百多座），可是除专行以外，他最熟习就是现代中国小说。他不仅读得多，而且对作品优劣批评得还异常中肯。更有个一般人全猜不着的小说通，即主持军事航空的周至柔先生，他不仅把教“现代小说”的人所重视的书都欣赏到，此外近三十年来的旧章回小说，也大多数被他欣赏到了。从这些例子看看，我们即不能说“小说的价值如何大”，至少得承认“小说的作用实在大”。因为它们不仅有时使家中孩子发迷，也可使国内第一流专家分点心！
从前人笔记小说上谈小说作用，最有趣味的是邹#｜《三借庐笔谈》，记苏州人金某读《红楼梦》事，这个人读发了迷，于是就在家中设了个林黛玉的木牌位，每天必恭恭敬敬祭一祭。读到绝粒焚稿时，代书中多情薄命才女伤心，自己就不吃饭，哭得不成个样子。久而久之，这人自然发了疯。后来悄悄出门去访潇湘妃子，害得家中人着急，寻找了几个月才找回。又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杭州某商人有个女儿，生得明艳动人，又会作诗，因爱好《红楼梦》，致成痨玻病势沉重快要死去时，父母又伤心又生气，就把女儿枕边的那几本书，一起抛到火炉里烧去。那个多情女子却哭着说，“怎么杀死我的宝玉？”书一焚，她也就死去了。这些人这些事不仅从前有过，现在说不定还有很多。读了《红楼梦》称宝玉作“真情人”倾心拜倒的，真大有其人。又或稍能文墨，闲常害点小病，就自以为是黛玉的，也大有其人。古今所不同处，只是苏州那个姓金的，爱恋的是书中美人，杭州那个老板姑娘，爱恋的是书中才子，现今的先生小姐，却自己影射自己是宝玉黛玉，爱恋的是他自己罢了。
我们讨论小说的价值以前，先得承认它的作用。因为论数量，小说数量特别多，内容好坏不一致，然而“能引起作用”则差不多。论影响，小说流行相当久，范围特别广，即以《三国演义》来说，遍中国的关帝庙，庙中那位黑脸毛胡子周仓，周仓肩上扛的那把青龙偃月大刀，就都是从这个小说来的。可是下层社会帮会的合作，同盟时相约“祸福同当”，以及此后的分财分利，也似乎必援引“桃园结义”故事。
可见得同一小说，它的作用便不尽相同。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说雍正时一个大官保荐人材，在奏文中引用小说里孔明不识马谡故事，使皇帝发了气，认为不合，就打了那个官四十大板，并枷号示众。然而陈康琪的《燕下乡脞录》，却说顺治七年大学士达海范文程等，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满洲文，蒙赏鞍马银币。满洲武将额勒登保的战功，据说就是得力于这个翻译小说的。（比较时间略前，明末忠臣李定国，也是受《三国演义》影响，而由贼作官，终于慷慨殉国。）所以从小说“作用”谈“价值”，我们便可以明白，同样一个作品，给读者可好可坏。有时又因为读者注意点不同，作品价值即随之而变。《红楼梦》，《水浒传》，卫道老先生认为它诲淫诲盗，家中的大少爷二小姐和管厨房的李四，说不定反用它当做随身法宝，倘若另外来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把书仔细读过后，却会说，“这简直是五百年来中国最真实有用的社会史料！”
又从作者那方面来看看“价值”，也很有意思。读过《笑林广记》的人，决不能说这部小本子书有什么价值。可是这类书最先一部，名为《笑林》，却相传是魏文帝曹丕作的（还算是皇帝作的唯一小说！即不是他做的，也是留在这个皇帝身边说笑话的邯郸淳做的）。接着一个名气比较小些的宋临川王刘义庆，编了部《世说新语》，内中就还有部分笑话。孔子好象是个和小说和笑话不能发生关系的人了，然而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