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军开枪打死了。屋里人谁也不敢再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骨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
李福申老人说：
我今年已76岁，下九里六经过那次大难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了。那年我25岁，家住在下九里六屯东头山根底下，日本兵是从西头进来的，听到炮响， 我们全家就从东头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杀害。北山根下的老麻家，听到炮响，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发现后，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事后我到现场，看见他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死后手还捂着眼睛，可见，是在恐惧状态中被日军枪杀的。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着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挑死在门前，一家12口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进猪圈，也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全部被枪杀。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被日军用刀都挑死在屋里，两个20来岁的大姑娘，被他们祸害后也被枪杀。余永录一家躲在萝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机枪都给突突（扫射）死了。其余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没遭到杀害外，没有一个幸免。
日军撤走的第二天，我们回去收尸，当时看到遍地是死尸，到处是血腥味，尸首能认出来的就单埋了，认不出的一起埋掉。那时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谁死了，谁伤了是说不清的。但能在敌人屠刀下活过来的人，据我知道只有4个，一个是老徐头，嘴巴被子弹从左边穿到右边，算是幸存者；另一个是王贞，他的大腿被打个眼子，当时昏死在血泊中，日军走后，他醒过来逃到河地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俩，在炮轰时，她们躲在一条土墙下，尘土把娘俩身上盖了一层，没被日军发现，算是拣了两条性命。
日军在九里六的暴行，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根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统计，被日军杀害的群众有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100多头（匹），毁掉粮食20多万斤。
土龙山农民暴动是日本侵略者野蛮推行移民政策促成的。在镇压这场暴动中，关东军出动的飞机使“土龙山附近十七个村庄被炸平，五千多农民被炸死”。从3月12日起，日军的疯狂报复和野蛮屠杀就开始了。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的调查材料，土龙山惨案中，日军先后血洗村屯12个，烧毁70余万斤粮食，死伤牲畜290余头。日军用机枪扫射、刺刀捅、战刀砍头，以及火烧、水溺、严刑拷打等多种手段杀害我同胞。那一幕幕的惨景使幸存者不能忘怀。这次大惨案的幸存者和见闻者的回忆，使我们仿佛又看见了当年日军的残暴，土龙山无辜百姓的惨死，历史怎能忘记？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除推行“三光政策”这一较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本节通过矫正院、万人坑、无人区三个较为典型的表现形式，揭露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期间的罪行。
一矫正院
矫正院，全称矫正辅导院，有的叫做“保护监察所”、“更生训练所”等，虽然名称各异，其实质是一样的。1943年9月，日伪当局公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推行矫正制度的法律基础的确立。
矫正制度是日本法西斯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的产物。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所谓“日满一体”的体制进一步加强。为了确保“大东亚圣战”，日本法西斯不断加强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资源。对于关东军来说，维持伪满统治的稳定，加紧掠夺东北资源，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关于维持伪满统治稳定问题，虽然在关东军的强大武力围剿之下，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有所减缓，但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各种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仍在增长，因此关东军认为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治安对策。关于掠夺资源问题，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将东北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当局制定了两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等战争计划，以确保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以保证。虽然日伪当局在“七·七”事变后就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和《劳动统制法》（1938。12），推行强制的战时劳动体制，但仍无法满足劳动力需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于是日伪当局决定，在强化政治统治的同时，通过各种刑法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出笼的一个重要背景。
为了达到巩固伪满政权，获取充足劳动力以保证掠夺的需要，两个“矫正法”别出心裁地打着预防犯罪的名义，提出通过“保安矫正”、“预防拘禁”等措施，“以资达到治安保持之目的”。为此，对于“有犯罪之虞”者，必须进行矫正。所谓“有犯罪之虞”者，包括“浮浪”、“劳动嫌忌者”和“可能犯有政治罪者”等。这里提到的“浮浪”和“劳动嫌忌者”，表面上是指无业者和流浪者，实际上是为搜刮劳动力找借口。总之，只要被认为“有犯罪之虞”者，都会被押送到矫正院，接受无限期的“精神训练”，即长期服苦役。这个“大东亚圣战决战下的行刑及保安拘留制度”，既是日本法西斯镇压中国人民的残酷手段，又可以获得大量无偿的劳动力，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为实行矫正制度，日伪当局在原伪司法部刑事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司法矫正总局，任命原刑事司长中井久二任局长。该局除接管原刑事司所掌管的伪满监狱（刑务所）行政外，主要是推行矫正制度。其主要工作就是在东北各地设立矫正辅导院。最初一批矫正院设在奉天、哈尔滨、鞍山、本溪湖、抚顺等五个城市，以后又陆续在鹤岗、密山、佳木斯、阜新等地增设了一批矫正院，至1945年，日伪当局在东北各地设立的矫正院达几十所。在有的地方虽然名称不同，如奉天的“济生院”、伪新京的“更生训练所”，但其实质基本相同。在一些较大规模的矫正院之下，还设有矫正分院。如鞍山的矫正辅导院本院有1500人，分院有800人；抚顺的矫正辅导院本院有800人，分院有250人左右。1945年3月，甚至还在抚顺设立了“少年矫正辅导院”，不到一个月，就关押了500人。直到日本投降之前，日伪当局还计划在西安煤矿建立一个辅导院。《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424～425页。
矫正院中如此之多的“嫌疑者”都是以什么“罪名”被抓进来的呢？
日伪当局抓捕“嫌疑者”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平时的“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李春荣是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抓进矫正院的例子。李春荣是家居绥中的小贩，由于对日伪警察的敲诈不满，去县里告了一状，便引来的灾祸。1944年9月，李正走在串亲的路上，被警察带走，在毒打逼供下，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送进了千山矫正院（后又转到弓长岭矫正院）。在矫正院里受尽了折磨，直到光复才得以回家。《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有的人就因为卖了自家西瓜，就被扣上“经济犯”罪名关进了矫正院。二是集中的“一齐索出”（即成批抓捕）。1943年11月，在哈尔滨道外船厂做工的40多人，突然被抓了起来，未经任何审讯，就被绳索捆住，用闷罐车送到了弓长岭矫正院。《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56页。又如1944年春，日伪抚顺市警察局，在抚顺闹市区以“抓浮浪”为名，一次就抓捕无辜群众300多人，经酷刑审讯后，将其中250多人送进了抚顺矫正院。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1页。
为了使用劳动力方便，日伪当局大多将矫正院或其分院设立在矿山、工厂附近，并建有严密的防范设施。如伪奉天矫正院周围设有电网。进了矫正院与进监狱是大同小异。矫正院可以说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和迫害人民的别出心裁的产物，是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又一翻版。被抓进矫正院的人，不仅在肉体上受折磨，担负沉重的劳役，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且在精神上要强迫接受“矫正”，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摧残。
首先，进了矫正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日本法西斯驱使的“奴隶”。各矫正院周围大都用高墙和电网围着，派有重兵把守。被矫正者进入矫正院后，都要强制换上写有醒目“犯”字的号衣，外出劳役都由荷枪实弹的军警押送。为防止被关押者逃跑，有的矫正院对被关押者剃眼眉或割衣袖。
其次，处于非人的生活状态。据曾被关押在弓长岭矫正院的刘万忠回忆《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住的地方是对面大炕，破玻璃窗户四面透风，睡觉时以鞋当枕，和衣而卧。冬天墙壁挂满霜雪，冻得睡不着，起床时身边都是霜雪。夜间大小便时必须几个人一起去，还得赤身裸体，与睡觉时必须穿衣服正好相反。有一次我上厕所忘了脱衣服，被辅导士发现，打了一顿耳光。吃饭是一日两餐，都是发霉的秫米稀粥，副食是每顿一条一指宽一寸长的咸菜。吃饭前都要盘腿正坐，低头默祷，然后才准吃饭。由于饥饿人们不得不以吃树叶和烂棉絮，甚至有的人竟把监房里的老鼠抓住吃了下去。《不能忘记的历史》第276页。就连当时担任过伪司法矫正局保健科长的日本人松冈功也认为，犯人是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准之下，已经到了“人类的极限以下”。《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13页。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2）
第三，除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