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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维持机构”，逐步达到由伪军“独立”完成治安任务。第三，在讨伐方式和用兵要领上，由原来的大兵团重点讨伐，改为“分散配置，一齐讨伐”。即首先划分各兵团（师团或守备队等）的警备区域。其次，将各大区域再划分若干的警备队。各警备队再以步（骑）兵1个中队为标准的兵力，分驻于“交通、经济、政治等要点，或兵匪策动之根据地”，形成“治安维护网”，同时进行讨伐。第四，由日军援助和训练伪满军警，提高其警备力，使之逐渐代替日军，担负起“维持治安”的任务。
关东军各部队于7月初大体完成分散配置。10月中旬独立守备队的力量得到增强，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3个，至12月初编程完毕，并做了重新部署。到1934年4月，关东军兵力有所变动，第7、第3、第16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先后进入东北，第6、第8、第10、第14师团和混成第14旅团，返回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保持在3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辖2个骑兵旅团），1个混成旅团，3个独立守备队及飞行队等，总兵力约4万余人。
关东军为贯彻新的治安方针，于6月重申了《关东军讨匪手段概要》《大讨伐》第5～6页。；指出“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讨伐是军队恢复治安的惟一手段”。在武力讨伐基础上，施以招抚和政治工作。并对讨伐的方法，招抚的条件和处理等做了明确规定。
为建立新的治安体制，关东军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伪军的建设。在伪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的指导下，伪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裁减和整备，到1933年8月，总兵力为11万余人，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1933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下发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现代史资料》（7）；第590页。；规定“满洲国陆军平日处于驻满帝国陆军（即关东军）指挥官实际领导下，承担该国内治安之任务”。根据这一要纲，关东军主要通过大量派遣退役将校充任伪军官的途径来控制和指挥伪军，充当讨伐的帮凶。
第二，加强治安行政机构建设。关东军为贯彻所谓“军官民一致”的治安方针，于1933年6月10日，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其目的在于：“统制有关维持治安的关东军、满洲国及其他有关各机构间的联络和计划。”《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41页。其组织构成：基本设中央、省、县三级委员会，若干地区设地区委员会。在中央，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委员长，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副委员长，委员由关东军，伪满各有关机构人员组成，并设干事长，由关东军参谋部第一课长担任。在地方，委员长由关东军各地区部队的参谋长或守备队长担任。各级治安委员均听从关东军的旨意。这一点与此前以伪军政部为核心组成的清乡委员会相比，有了很大发展，正式形成了关东军指挥下的“日满一体化”治安体制。治安维持会既是有关治安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负责有关治安的咨询、立法和审议。
第三，建立保甲制度，日伪为使“匪民脱离”，用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性保甲制度，于1933年12月伪满颁布了《暂行保甲法》，1934年初又颁布了《暂时保甲法施行法》和《关于实行保甲法须知》，建立起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保甲制度。保甲法由保甲制组织、适用连坐法和自卫团组织三部分组成，保甲组织以10户为1牌，以村（或相当于村的区域）内的牌编成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组成保。保、甲设正副保、甲长，牌设牌长。统由警察署长指挥监督。牌内住民如违反法规，除处罚本人外，牌内各家长负连带责任，一并受罚。保甲内由18～40岁的当地居民组成自卫团，逐渐从原来有薪（职业性）常备制改编整理为义务轮换制。自卫团负责人团总、团长等受警察署长、保长、甲长的指挥和监督。
从1935年起，伪满采取重点主义，实施“保甲特别工作”，计划三年内完成163个县保甲特别工作。第一年指定伪首都警察厅和哈尔滨警察厅所辖的50个县为特别工作重点县，第2年又有52个县被指定为重点县，第三年又进行了其余61个县的保甲特别工作。伪满宣称：“在建国初期的治安维持上，保甲制度的功绩很大。”“达到了预期的维持地方治安”的目的。伪满洲国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中文本）第218页。
以上表明，自1933年以后，以关东军为首的日伪治安肃正工作有了新的变化。由单纯依靠武力围剿向军事、政治等多种手段并举转变；由以关东军为主导力量向“日满合作”转变；由以军警等武装力量为主体向“军官民一体化”转变。整个治安工作开始走向体制化和多样化。按照关东军的说法，治安工作分为“治标”和“治本”（后又加上思想工作，统称政治工作）两项工作。《满洲国史·分论》；第50页。所谓“治本”指武力讨伐以外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思想的等各种手段。从1933年开始，关东军采取“治标”与“治本”二者并用的方针，以达到完成治安肃正的目的。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4）
三日伪1933年夏至1934年秋的讨伐
关东军及伪军在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期间，主要在以下地区展开讨伐。
东边道地区，关东军主要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独立师和王凤阁等义勇军。王凤阁在日伪两次讨伐东边道之后，率部退入临江、通化、辑安三县交界的山林中，依山筑寨，与敌斗争。1933年7月上旬，日伪军警在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井上忠也的指挥下，沿安奉路、沈海路出动讨伐。其中约3000名日伪军扑向老爷岭。王凤阁避实就虚，躲开敌人主力，在南阳盆地歼灭敌一股小部队，而后又转入山林与敌周旋。敌未捕捉到王凤阁踪迹，败兴收兵。10月，汉奸纪大作出任通化县伪警察署长，率军警200余人到大庙沟讨伐王凤阁，中王部埋伏，死伤30余人。纪大作侥幸逃走。
杨靖宇领导的独立师成立后，活跃于磐石一带。10～12月，敌以日军第10师团为主力，纠合吉黑伪军，总计约1万余人，连续发动讨伐。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杨靖宇将独立师化整为零与敌周旋。11月在金川县旱龙湾战斗中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同志不幸牺牲。独立师主力在旱龙湾战斗后向三源浦转移。11月24日奇袭了驻该地的伪军邵本良部第9连，一举攻占了三源浦。而后转进大小荒沟一带的山林中。
1934年2月，在独立师的领导下，于临江县三岔子18支抗日军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除独立师外，其余抗日队伍编成8个支队。随后独立师分兵北自磐石、桦甸；南至临江、通化地区，联合各抗日军，在较短的时间中粉碎了日伪军12万人的围攻，开辟出8个县的新游击区。人数发展到370余名。
在辽宁三角地带，在日伪1933年春季的讨伐中，邓铁梅、刘景文、李春润和李子荣各部损失均重。但经过一段恢复，6、7月间又活跃起来。于是日伪发动了第3次大讨伐。从7月中旬至11月初，历时3个多月。敌采取步步为营，分兵进剿的战术，以凤城、岫岩两县城为据点，企图将义勇军分而击之。义勇军则采取游击战术，忽而集中兵力攻打村镇，忽而化整为零转入山林。在这次讨伐与反讨伐的斗争中，可分为南北两个作战地区。
南部战场以龙王庙和红旗街等地为中心展开，义勇军以李春润部为主战斗较为激烈。终因敌众我寡，李命各部转移至汤山城、高丽门和哨子河左岸及沙里寨等地。
8月在与敌抢夺军火的激战中，李春润身负重伤，于9月上旬转至山东烟台治疗；14日施行手术后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33岁。在其临终前遗嘱中，仍鼓励大家继续抗日，“以期最后成功”。《李春润抗日殉国纪实》第77页。
在北部战场，刘景文部除将一部派往大洋河两岸配合李春润部作战外，刘率一部在北至黄花甸南到哨子河一带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邓铁梅部主力则集中在尖山窑根据地。8月上旬邓派出部队连续袭击了凤城车站等地。有力打击了敌人讨伐部署。
至9月底；敌人的讨伐告一段落。至11月初日军逐渐撤出三角地区，伪军也调整了防地，第3次讨伐结束。李春润、李子荣部损失较大。李子荣在李春润殉国后留在了关内，所部只有敖喜山、阎生堂等坚持斗争。刘景文在艰苦环境中失去抗日信心，化装入关，所部由任福祥、曹国仕等指挥。只有邓铁梅部较为完整，仍有千余人在凤、岫交界的山区坚持斗争。
1934年1月下旬，日伪又发动了第4次讨伐。主要攻击邓铁梅部。敌人在义勇军活动的地区，实行集村并屯，建立保甲，进行经济封锁，使义勇军陷于极为艰苦的困境，邓铁梅为保存实力，将部队编成30～50人的小部队，分散隐蔽活动，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日伪为达到彻底扑灭义勇军的目的，公开悬赏捕捉义勇军领导人，宣称：有能捕获或密报者，“赏给大洋壹万元”《盛京时报》1933年8月14日。，同时进行策反工作。曾任邓铁梅卫队长的沈廷辅经不住诱惑，投降了敌人。1934年5月底，邓铁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今属岫岩县大营子乡）养病时，被沈廷辅带领敌人捕去。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于沈阳，时年43岁。
邓铁梅殉国使义勇军遭到极大损失，其后队伍在苗可秀、刘壮飞、阎生堂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在东满（间岛）地区，由党领导的汪清、和龙、珲春、延吉各县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1933年10月达到700人。并联合山林队，开辟了东满抗日游击区。11月，日伪发动了“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