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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东军细菌战之遗害
1945年春夏，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但又不甘心失败，遂决定实施细菌战，以进行垂死挣扎。此前，在1944年7月小矶内阁成立后，军部中央就决定了代号为“保号”的细菌战攻击作战计划。到1945年春，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审判材料》第100页。3月，军部中央正式向关东军下达了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命令，同时将石井四郎重新调回第731部队任部队长。根据军部中央的指令，石井命令第731部队迅速动员起来，加快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为保证作为主要细菌武器的鼠疫细菌武器的生产，第731部队一方面迅速增强部队内的养鼠和跳蚤孵育的能力，一方面动员一切力量大力开展“捕鼠运动”，甚至驱使中小学生去捕鼠，以满足大量繁殖跳蚤的需要。仅林口支队在4～7月间就向本部送交老鼠达26万余只。《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46～147页。
虽然关东军已经做好了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准备，但由于对苏军进攻判断失误，所以当苏军于8月9日突然发起进攻时，关东军显得手忙脚乱，作战计划无法全面实施，细菌战计划也成为泡影。但关东军仍在毁灭细菌战罪证仓皇溃败之际，部分实施了细菌战。如在王爷庙等地有计划地撒播了细菌武器，以阻止苏军前进。加上关东军在溃败时一片混乱，许多细菌武器处于无管理状态，大量散失，带有细菌的老鼠四处乱窜，从而造成了战后东北地区大面积长时间的鼠疫流行。
在第731部队本部——哈尔滨平房地区，从1946年夏开始，出现了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其主要集中地在后二道沟村、东井子、义发源屯等地，都在第731部队旧址周围。这说明鼠疫的出现完全是关东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据记载，731部队在逃跑前夕，曾下令将装有鼠疫菌的投掷器分别投到了正黄三屯、正黄四屯和义发源屯。《黑龙江文史资料》第31辑，第299页。据初步研究表明，在1946～1954年的9年间，平房地区10个居民点，发生了4次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造成130余人惨死。《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41～42页。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6）
内蒙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地区是因关东军进行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的又一重要地区。从1945年8月开始，王爷庙突然爆发鼠疫，直到1955年才最终消灭。其间共发现疫患者1363名，死亡1257名。《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页。而且，疫患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使王爷庙附近科右前旗所属的22个村屯，不同程度出现鼠疫，共发现疫患者2144名，死亡1922名。《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页。不仅如此，王爷庙鼠疫还扩散到了白城县、泰来县、突泉县、洮南县和哈尔滨等地。据研究表明，1945～1947年的王爷庙鼠疫，直接或间接导致东北地区10个县旗市流行鼠疫，致使4363人染疫发病，3709人死亡《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页。；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王爷庙鼠疫流行的原因，可以肯定是由于关东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恶果。据档案材料记载，在关东军败亡前，伪兴安总省参议官白滨、警务厅长福地和特务机关的金川等日伪头目，分别或共同策划了细菌战谋略。他们将兴安医院试验用的鼠疫撒播出去，从而造成了王爷庙鼠疫流行。《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67页。
此外，在1946年和1947年两年中，通辽、扶余、乾安、热河等地也同时发生了源发性鼠疫。据报道，在1947年东北鼠疫患者达3万多人，仅通辽一地就死亡12万余人，热河、扶余、乾安等地各死亡千余人。《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这种大面积同时发生鼠疫的原因，据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藩认为，是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散放带菌鼠蚤”造成的。《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虽然目前还没有对关东军在战败前实施细菌战进行调查的完整资料，但除上述哈尔滨、王爷庙等地的确凿证据之外，还有材料证明，设在新惠县的关东军百斯笃（鼠疫）防疫所，在放马场等地撒播了细菌，并强行给过往行人注射“防疫针”，有的后来因此死亡。《东北沦陷研究》1998年第2期，第50～51页。关东军第100部队，在日本投降后还将用鼻疽传染的马匹四散放出。《东北沦陷研究》1998年第2期，第50～51页。上述事实表明，在中国东北光复后1946～1948年发生的大规模鼠疫流行绝非偶然，显然与关东军的细菌战谋略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关东军在战败之际，根据其既定的细菌战计划，由所属各细菌部队或机构，在东北各地实施了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3关东军化学战之遗害
关东军在战败之际，不仅疯狂地进行了细菌战，而且还遗留了数以百万计的化学武器，至今仍危害着中国人民。据调查，在关东军化学战基地和国境阵地，以及其他重要军事据点，都发现了关东军遗弃的毒气弹、毒气罐等大量化学武器，对当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齐齐哈尔是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的驻地。由于该部队在这里进行化学战实验和训练，以及战败时遗弃的化学武器，造成化学武器毒害事件。1950年8月，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在修建校舍时，工人们从地下挖出两个大铁桶，由于不知是什么东西，一个工人以为是酒，竟轻率地尝了一口，当天便死了。据受害者之一时任该校化学教师的崔英勋回忆：人们把那种液体拿来让我鉴别，我从未见过，一时下不了结论，开始以为是甘油，就用手沾了一点，抹在另一只手背上。结果受毒剂侵害造成左手臂损伤。学校共有8人受害，到医院检查后，确定为糜烂性毒剂所致。《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6～57页。
吉林敦化县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1945年春天关东军为进行垂死挣扎，将大批武器弹药，包括大量的化学武器运到敦化。战后遗弃在各地的废弹；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废毒气弹伤害事件发生。《敦化文史资料》第5辑。1947年8月，农民黄春胜在打草时，不慎被毒弹液体伤害右腿，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丧失了劳动能力，至今伤处仍常常隐痛。他回忆起这件事，就愤怒地说：“我恨死了日本鬼子，那炮弹可把人折磨苦了。”《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41页。
在松花江流域也发生了因毒弹中毒事件。1974年10月，黑龙江省航运管理局工程处“红旗09号”挖泥船，在进行河道疏通作业时，泥泵中吸进一颗毒弹，二管轮肖庆武及李臣、刘振起等人在排除毒弹时，受到伤害。肖庆武双腿在被毒剂污染的水中受到伤害。以后每年夏季都会出现眼睛痛，全身皮肤溃疡的病状。十几年曾12次进京求医，久治不愈。1991年他的病情加剧，两眼失明，双脚严重溃烂，去世时只剩下两个脚指头。李臣受害时才20多岁，双手及前臂皮肤损伤90％，以后又波及到身体其他部位，无法根治。现在他每年仍犯病几次，造成身心极大痛苦。刘振起当时22岁，是他把毒弹从机舱中送出去的，双手中毒最深。以后双手反复溃烂，产生粘连（指蹼）不得不经常作剥离手术，现在双手伤痕累累。除上述三人受害较重外，其余34名船员也遭到毒剂感染，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为了尽量减少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对人类的危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大力量，对毒气弹等化学武器进行了调查和排除。1953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珲春县第五区……图们江中据估计有5000余发毒气弹，现在水深有5公尺，并被砂泥积淤，人为很难处理。”《中国科协报》1993年10月21日。
黑龙江省孙吴县是关东军对苏作战的重要基地之一。关东军在仓皇溃败时也遗弃了大批弹药。据调查，在该县发现了毒气弹513发，毒瓦斯筒4箱。《苦难与斗争》（下），第262页。
关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况，从原关东军化学部队成员的回忆等也得到了印证。1993年，有关部门采访了曾在关东军516部队服过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他们回忆：1945年8月13日，奉命将一批毒气弹运到齐齐哈尔嫩江铁桥上扔到了江中。《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1995年，原关东军516部队的队员金子时二，得知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然危害着中国人民，深感不安，亲自到中国，表示谢罪。他谈到日本战败前关东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形：我接到命令，和士兵们一起挖了一个大坑……将装有毒瓦斯的罐子一个一个地推到坑里，估计有200个左右，然后用土一层一层地盖到上面。《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5页。对此，金子深感罪恶，写了悔过书，承认那是犯罪行为，表示反省和悔改。为找到埋藏毒气罐的地点，金子带领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确认了埋藏地点。据当地一位农民作证，那里以前是日本兵的“大营”，曾从地下挖出过像“氧气瓶”一样的东西。
以上事实表明，日军在中国遗弃的大量化学武器。用心是极其险恶的。即使在即将投降之时，法西斯还要把战争的遗害留给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虽然战败投降了，但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并没有结束。除上述受害事件、调查和回忆等，人们已经确知的日军化学武器的遗害外，还有多少毒气弹埋在地下或隐藏在什么地方，不为人们所知晓，随时都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据估计；在东北境内；至少残留有毒气武器20万件；约13万余吨。张宗平：《200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