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过年来了，姨妈也带着益胜哥来“拜早年”，我上楼时，家里非常热闹。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长辈们一一称呼，爸爸就严肃地叫了我一声，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为什么不把成绩单拿出来？”爸爸说，“不及格，还想不让家长知道！”
这是爸爸对我第一次发火，当着祖母、妈妈、叔叔、姨妈、益胜哥和自己家几个弟妹的面，我简直无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冲着爸爸说：“刚进门还没有坐下呢，慢慢说不行吗？”
姨妈是客人，也立即满脸笑容地打圆场：“一次不及格不要紧，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这次益胜的成绩也不好，秋雨又刚从乡下出来……”
叔叔则一直看着爸爸，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坚告诉我的，”爸爸说，“他儿子全部及格。”
“不怀好意。拿着儿子的成绩单比高低，哪有这种朋友！”叔叔说得很干脆，然后转头问我，“不及格的同学多吗？”
“超过一半。”我说，“这两个学期老师和高中同学都在校园里炼钢，我们天天要到外面去捡废铜烂铁，还要参加消灭麻雀的运动，没多少时间做功课，而我还要画画。”
叔叔一听更有把握了，对爸爸说：“超过一半的学生不及格，那么谁的不及格也不会成为新闻，他儿子又不与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儿子专门去打听的。”
“但他儿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骄傲。”爸爸说。他被叔叔一搅，已经不对我生气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上海的地方，你来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说。
这个年过得很窝囊。
二
我初中进的是陕北中学，原来叫晋元中学，是纪念抗日名将谢晋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可能考虑到谢晋元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就改以共产党的圣地陕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条陕西北路。其实，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会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条小路，离我家很近，步行时间六分钟。
正在我数学不及格的关口上，陕北中学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个初中部，叫新会中学。这事使爸爸有点沮丧，他原来千方百计是想让我上一所重点名校的，怎么转眼变成了一所毫无历史的初级中学？但很快他也就认命了，我的数学不及格，也许只配进一所差一点的小学校。姨妈一直说的上海与乡下的教育差距，确实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们忘记了的是，中小学生对一门课程的好恶亲疏，主要决定于任课老师。过完寒假开学第一课正是数学，年轻而腼腆的徐新荣老师走进教室才讲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自己要与数学这个冤家结亲了。从此，我们班好些男同学的主要游戏，就是在吵吵嚷嚷间蹲下身去，随手捡一块石子在泥地上画几笔直线、斜线和圆弧，比赛谁能把这道平面几何题证明得更快、更简捷。我两个星期就完全“开窍”了，只抱怨课本上的题目太少，每天放学钻到新会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区图书馆去借数学书，逮住题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对绘画的着迷。
我的数学成绩很快已是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张翊钰同学，他太厉害了。后来每次数学竞赛，徐老师不让他参加，只要他帮着出题目，阅卷，因此我也就永远是第一名了。不久上海举办全市分片数学竞赛，我获北片第七名。这事不太痛快，徐老师的不痛快是，那天张翊钰同学病了，不能去参加；我的不痛快是，我失分在第一题，不是因为运算，而是不知道试题中所说的“燕尾槽”是什么。否则，稳进前三名。
我没有把自己在数学上翻身的事，告诉爸爸。
一天吃中饭时，爸爸的态度又有点严肃，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他儿子，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班。”我说。
“你分在几班？”爸爸问。
“一班。”我说。
“他呢？”
“九班。”
“你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差距？困难到底在哪
里？”爸爸有点急躁。
我告诉爸爸，这次分班，不是越大越好。
爸爸听完我的说明，对我在数学上的彻底翻身极其惊讶，但很快又严肃了。他说：“这样分班是错误的，伤害多数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对立。我这就去学校找老师说。”说着他就转身下楼，传来推脚踏车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下次不再这么分班了，这次只是为了应试辅导时对症下药。教导主任还大力夸奖了我，说我在数学和语文的综合成绩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让爸爸做一个选择。
爸爸充满了成功感，与我商量，问我是考格致中学，还是育才中学？
“我想好了，考离家最近的培进中学，步行不到五分钟。普通的学校也有优秀老师，而最重要的是学生本人。”这是我这一年来的切身体会，对爸爸有说服力。
更大的说服力没有说出来。当时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早就吃不饱了，我不可能每天饿着肚子步行很久上学、回家，更没有钱坐公共汽车。
于是我就进了培进中学。这个学校是新搬来的，后来又搬走了。当时就在我家南面江宁路、康定路口的一个旧巡捕房里，原来叫戈登路巡捕房，戈登是一个英国将军的名字。
二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进中学顷刻之间就把我带进了人文学科的“狂欢节”。
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
当时的男女同学还不会齐声叫喊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
刁攀桂老师的朗诵，是一种最神奇的语文教学法。乍一看，她似乎没有怎么教我，却用声调告诉我，哪一段写得不错，哪一段写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顿挫，似又微微皱眉，但这只是一瞬间，很快她又眉飞色舞地朗诵下去了。她给了我一种有关写作这件事的无限喜悦，这比表扬和纠错都重要得多。这种喜悦自她植入之后，一直浸润于我的生命深处，直到今天。
紧接着她，端然肃然的汪穆尼老师又把我们带人了古典文学天地。当时正好育才中学的老校长段力佩先生出任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下令“每个中学生肚子里必须烂掉五十篇古文”。这是一个带有竞赛性质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师除了课本中的古文外还补充印发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通读了《论语》，背熟了《离骚》和大量诗词。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入语文补充教材，于是又要红着脸，低着头听汪穆尼老师逐字逐句地分析这篇课文了。
他问：“请同学们回答，在这一段里，。e）结婚。吉瑟丽是个造型艺术家，喜欢在巴罗克背景音乐中画带细节的抽象图案。她父母是法国贵族，战争期间对抵抗运动毫不同情。他们很难接受一个来自东欧没家没业的犹太诗人。
婚后他们在巴黎安家，主要靠策兰教书和翻译为生。
他译了阿波利奈尔的六首诗，在译文中花样翻新，变成他写作的某种延伸。他少年时代就译过阿波利奈尔的诗，后来又在苏军占领下的家乡专门研究他。这个1918年在战争中受伤而死去的法国诗人，对像他这样漂泊的犹太人有着特别的魅力，其象征主义的忧郁让他不安。
1952年底，他的命运出现转机。斯图加特一家出版社买下诗集《罂粟与回忆》的版权，其中收入1944年到1952年的作品，包括《死亡赋格》。诗集题目来自他的那首情诗《卡罗那》。
吉瑟丽怀孕了。不幸的是，他们的儿子法朗兹（Fraz）生下没几天就死了。策兰写了首诗《给法朗兹的墓志铭》，并例外注明了写作日期：1953年10月。紧接着，他又写下另一首诗《用一把可变的钥匙》，显然和这一事件有关。
策兰在1954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什么游
戏！多么短暂，又多么昂贵。我生活的景况是，住在外语领地，意味着我比以前更有意识地跟母语打交道——还有：词语经验的质变，是怎么成为诗中词语的，我至今都无法确定。诗歌，保尔·瓦雷里在哪儿说过，是处于诞生状态的语言，成为自由的语言。”一个诗人会希望“窃听那自由的词语，在运动中抓住它……而词语要求独特性，有时甚至以此安身立命，这骄傲基于，依然相信它能代表整个语言，检验全部现实”。
1955年他完成第二本诗集《从门槛到门槛》，和第一本精神与地理上的漂泊不同，这本诗集都写于巴黎。他在德国开始被接受，但在法国一直忽视他，生前从未出版过一本法文诗集。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得到了法国国籍，但他自认为没有祖国，或者说祖国就是他的家乡口音。他对一个法国诗人说：“你在自己语言的家里，你的参考都在你喜爱的书和作品中。而我，我是个局外人。”
有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书摊，他看中一对犹太人祭祀用的烛台，买下其中一个带回家。他跟妻子琢磨了好久：这对烛台从哪儿来的？怎么幸存到现在？不信教的人有权拥有它们吗？能把这一对烛台分开吗？最后策兰又去书摊，把另一个也买回来。
八
用一把可变的钥匙
打开那房子
无言的雪在其中飘动。
你选择什么钥匙
往往取决于从你的眼睛
或嘴或耳朵喷出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