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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清白于毛泽东-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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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李文”。黑体是引者所变,下同)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懒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作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敌意,丑化、沮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即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沮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些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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