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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带到派出所的7名肇事旅客仍然拒绝配合公安机关按法律程序开展的调查取证工作，当民警多次询问这批旅客姓名等基本情况时，他们却蛮横地回答：“不晓得，我们没有文化”，拒绝提供任何情况，致使依法正常的调查工作无法开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四条第5款之规定：传唤当事人讯问查证，应该在24小时内完成）。
其间，机场派出数名医护人员及两辆救护车给托普旅客进行身体检查及备用，但托普员工以不信任为由予以拒绝。不但如此，在场的托普集团领导人还打电话召集托普集团职工到双流机场集合，相继有近百名托普集团职工赶到机场，聚集在候机楼派出所前，部分托普集团职工甚至向派出所投掷矿泉水瓶等物品，以制造混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
由于行为极其恶劣，宋如华等7人被拘押6小时后释放。四川本地媒体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没有报道此事，但消息还是很快传播开来，宋愤愤不平，强烈要求机场方面给予赔偿并给个说法。本着客观及息事宁人的态度，在有关官员调停之下，最终不了了之。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托普沉默再沉默（1）
●一场12天的“人际”盛宴
正是在这种近乎疯癫的状态中，托普“十周年庆典”上演了。
从7月11日位于绍兴的浙江托普软件园拉开庆典序幕，到嘉善信息产业园庆典活动落下帷幕，托普“十周年庆典”总共历时12天，耗资上千万元，活动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参与人次不下10万。为便于参加各地庆祝活动，宋甚至不惜重金还租赁了两架小型商务专机，供其及董事局、监事局等成员使用。可谓物尽奢华，轰动一时。
让我们全程来回放下托普“十周年庆典”12天的活动内容——
7月11日。上午，绍兴，宋如华一行陪同绍兴市党政官员参加在浙江托普软件园的庆祝活动；下午，宁波，宋陪同宁波市政府官员一起参加“十周年庆典”。
12日，珠海。参观完珠海托普软件园工地后，宋与珠海市“四大班子”会晤。
14日，自贡。李智、高云秋等到长征机床公司参加庆祝活动，并在汇东大酒店与自贡市党政官员“把酒言欢”。宋如华没有出现在长征机床公司的庆典上。
15日，常州。常州托普软件园举行庆祝大会后，宋如华宴请常州政界高层。
16日，上海。国家科技部、上海市人大、市政府、致公党中央等领导出席“东部软件园开园暨托普集团十周年庆典”。入夜，东部软件园燃放礼花。
17日，长沙。庆典后，宋如华等人陪同湖南省市官员视察湖南托普软件园和湖南托普信息技术学院。同日，咸阳。宋如华亲临在咸阳财苑大厦举行的托普“十周年庆典”答谢会，咸阳“四大班子”应邀出席。
18日，成都。托普总部大楼举行落成典礼，宋如华与到会的成都市委、市政府、四川省信息产业厅及部分银行官员共同为大楼剪彩。为与上海呼应，西部软件园也燃放起节日礼花。同日晚，酒足饭饱的宋一行15人大闹双流机场——结果，数人受伤，数人被拘，身心俱受“打击”的宋如华取消了此后前往北京、大庆、鞍山的庆祝活动。
19日，北京。MYTop集团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芭蕾舞精品——托普专场”庆贺演出，并在翠宫饭店宴会厅举行了庆祝酒会。
20日，大庆。李智等董事局成员宴请黑龙江省信息产业厅、大庆市党政官员。
21日，鞍山。鞍山市政府、辽宁省教育厅官员出席在软件园举行的庆典活动。
22日，嘉善。托普“十周年庆典”的压轴戏在这里上演。
近300人出席了庆祝酒会，10个同是1992年出生的小女孩手捧蜡烛，围在一个直径约2米巨型的生日蛋糕前，齐声合唱“祝你生日快乐”，并由一个1992年7月18日与托普同日出生的小女孩向宋如华献花。虽然气氛是那么的炽热，但宋还是中途就退场了，原因是胸口疼痛——据说是双流机场“肢体冲突”后留下的后遗症。由于宋血压本来就偏高，此后很大程度上他因此而改变了作息习惯，以前不到凌晨一两点不休息，十周年后就很难见到他工作到深夜了。
一派歌舞升平，一片歌功颂德。此间，银行方面对托普也是青睐有加。
7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中国农业银行与托普集团签订了银企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在信贷、结算、中间业务、网上银行、进出口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7天后，中国农业银行四川分行授予托普“最佳诚信客户”称号。
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托普，俨然就是一个如日中天的企业形象。然而，一幕一幕有悖常识的闹剧、丑剧，掩饰不了“帝国”正在沦陷的深刻现实。“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疯狂中结束”，这是投资界的一句名言，用在宋如华身上再恰当不过。
●“媒体风波”中托普沉默再沉默
2002年8月，就在宋如华和托普还沉浸在“十周年大庆”所带来的亢奋中的时候，一场被托普内部称之为“媒体风波”的风暴悄然来临。一系列赤裸裸的质疑报道，矛头直指托普为“十周年大庆”所精心设计的“5000名软件工程师”招聘；“祸不单行”，恰好这个时候又爆发了一场始料不及的诉讼，首当其冲的正是托普系赖以生存的根基——“银行信用”。
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质疑声淹没了“表扬”声。其中最吸引人眼球也最具胆识的一篇报道叫《托普泡沫》，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杨瑞法和茅以宁2002年8月联合采写。该文以“5000人才之谜”、“常州软件园5家企业亏损”、“神奇子公司为何风光不再”、“托普的核心产品在哪”4个段落对托普进行了全面考问，考虑到诉讼风险问题，记者们在文章最后一节还专门写上，“对于各种质疑，托普没有出面澄清，本报多次联系托普采访，均被拒绝。”
3年后，重新回味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句句击中托普要害。《托普泡沫》首先引用了众多业内人士的意见来寻求托普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无限”可行性——
一位资深专家指出，软件人才的管理一直都是全球软件公司的难点。一般说来，软件行业有条不成文的规律，无论市场前景有多好，内部管理多么成熟，软件公司一年内招收的软件工程师数量不能超过公司原有工程师的20％。
一个例证是，全球拥有5万名员工的微软，在过去的一年中业务发展良好，却也只招收了数千名员工，不到原有职工比例的15％。
中科红旗总工程师，有“中国Linux之父”之称的袁萌教授认为，国内公司根本不具备对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管理控制能力。现在托普整个集团仅有技术人员1640名，一次性招收5000名软件工程师，不要说是在软件产业尚不成熟的中国，就是国际赫赫有名的软件业巨头也做不到。
目前，国内员工总数能够超过500人的软件企业还属于凤毛麟角，能够拥有千人以上技术开发队伍的也就是东软、中软等极少数几家企业。
即使托普真需要5000名软件工程师，记者杨瑞法和茅以宁又给托普算了一笔账，以此来证明托普的资金链能否承受得起这5000名之“重”——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托普沉默再沉默（2）
据微软中国公司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测算，按照目前国内软件业的管理状况，在假设销售部门能100％顺利实现销售的前提下，一名合格的国内软件工程师必须至少为公司每月完成2万元的业务，公司才能维持正常运行。
依照这个指标，如果是5000人的软件工程师团队，每月至少应为公司创造出1亿元的产值，那么一年的就是12亿元。
此外，加上托普集团公布的对全国27家软件园建设的巨额投入，这张单子上有对上海园区超过10个亿的投资、对陕西咸阳的托普西北软件园总投资5亿元等等一系列大手笔投入，业内人士预计托普软件一年至少需要完成100亿元的销售才能收支平衡，但去年中国一年的软件产值才300多个亿。
在号称已有十几家高科技企业入园的常州托普软件园，《21世纪经济报道》发现，除一幢办公楼和宾馆、餐厅有人走动外，其余几幢楼均空空荡荡。而占地1500亩的上海东部软件园，情况更为严峻。在遍布全园的63幢楼房中，只有托普与东芝等合资的“华之樱”公司进驻。
此外，《托普泡沫》还援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上市公司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对托普软件的4家子公司从托普科技、长征网络、托雅科技、自贡电脑摇身变为托普通信、托普电脑、托普国贸、东北软件园（鞍山）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同样迷雾重重。比如长征网络，在1999、2000年创下绩优神话之后立即走下神坛，出现了254万元亏损。那么，长征网络1999年主营收入只有3227万元，为何能创下2069万元的净利？长征网络经增资扩股后，为何净资产能从5832万元增加到10264万元？
托普的“核心竞争力”一直为外界所诟病，这也是宋如华心中永远的痛。《托普泡沫》“摆事实，讲道理”，举了几个托普最为看重的产品比如 M＋＋Builder向多家国内顶尖软件公司求教，很遗憾，竟无一家能说清楚M＋＋Build是什么。
对此，沉默，托普让人压抑的一直保持着沉默。但沉默能有什么用呢？正如宋如华在托普内部的一次金融会议上所言，“最不缺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