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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作出合理的决策和安排。”
一次普普通通的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接受再教育活动，最后竟成了让宋如华毅然脱下青衫转而“下海”淘金的一种“宿命的力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自“社教”之后，宋如华一直坚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庇佑着他和他的“托普经济帝国”。
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让宋如华实在没想到的是在鲜花和荣誉面前，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却开始微妙起来。甚至简单的招呼都变复杂了：热情一些，别人说他趾高气扬；不打招呼，别人又批评他目中无人。有人当面冷言冷语，有人背后打“小报告”……
在获得一次1000元的奖金后，宋如华很“奢侈”地买了一台彩电，有同事因为他没有“大方”地请客吃饭而风言风语；在一次学校中层干部会上，宋如华代表青年教师发言，虽然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和强烈反响，却遭到一位系领导的不满与批评，会后他把宋如华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了一顿，认为其发言不真实，并以“还不成熟”为由搁置了宋如华的入党申请。据说由于系领导有“意见”，宋如华与首届霍英东教育奖无缘，各种有利于青年教师成长的活动也与其无关，甚至还有人对他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提出了质疑。
宋如华的心理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1991年9月的一天，宋如华突然接到通知，他被安排到了一个32人小组去参加为期3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该小组成员多为刚毕业留校或刚分配到学校的青年教师，还有几个被认为是“不太听话”的。而他还担任着重点班班主任，承担着几个科研项目。
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如山洪暴发，宋如华甩下手中工作，冲到系里和领导大吵了一架。
1987年，宋如华与在成都市成华区卫生局工作的何忆红结婚成家，结婚时仅有的家用电器是电灯。新婚之家先是安在拥挤阴暗的筒子楼，后来搬到设施好一点但地势低洼的平房里。但因为地势低洼，曾在一次大雨后陷入一片深没膝盖的泽国中。
系领导通知宋如华到雅安参加“社教”，正值女儿宋媛媛出生不久、妻子又意外骨折住院的时候。在宋如华暂缓参加“社教”的请求被系领导断然拒绝后，宋如华随即对自己副教授的头衔和在学校的发展前途产生了怀疑。若干年后他回忆说：“尽管我目睹过‘文化大革命’，但并不知道运动中的人是怎样受迫害的，这时我似乎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
32人小组被安排的具体“社教”地点，是隶属于雅安地区的天全县。天全位于距雅安38公里的周公山脚下，全年降雨日平均有230余天，是四川省贫困县之一。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山重水复的雅安“社教”（2）
在社教队到达县城的头天晚上，县委、县政府举行了热烈的招待晚宴，时任县委常务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杨秉楠负责落实社教队在县城的对口“社教”工作。盛宴过后，一位干部把杨秉楠拉到宋如华的桌前，“来来来，介绍您认识一位教授，这位是宋教授。”看到如此年轻的教授，杨秉楠高兴地举起满满一大杯“泸州老窖”相敬，两人豪爽地一干而尽。
晚宴结束后，一直践行“八不”原则的宋如华已是酩酊大醉，他一不小心滑倒在了路边的沟渠中，冰凉的水哗哗地流着，山城秋天的树叶随风打在脸上，年近三十的宋如华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他想起读中学时的冬天，为了赶到几十里外的住读学校，每周一大早，不得不赤脚淌过一条小河，结了冰的河水寒冷刺骨，宋如华仿佛仍能感觉到腿骨深处的寒意；想到老父亲和姐姐，想到襁褓中的女儿和腿部骨折的妻子，他忍不住泪水盈眶，作为一名副教授，自己不但不能照顾他们，反而被学校“赶到”了一个偏远山区……
最激发起宋如华屈辱感的，是在长途车上的一次遭遇。
1992年的元旦，在从雅安回成都探亲的车上，一个手持“砖头式”大哥大的暴发户一人占了两个位子，宋如华客气地请他让一下，那人瞟了一下这位戴着眼镜、衣着寒酸的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的不屑。他极为傲慢的态度，深深刺伤了宋如华的自尊心。
在“社教”期间，宋如华思考了很多问题，对自己副教授的头衔及高校从教的前途，他从怀疑到动摇，从动摇到失望，就在绝望之时，另一条可选择的道路吸引了他的目光——创业！留在天全县创业！一边“社教”，宋如华一边对天全县丰富物产的市场需求进行了调查。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在结束“社教”前，胸有成竹的宋如华主动向县领导表达了希望留在天全创业的想法——宋如华保证3年内让县财政收入翻两番，甚至可以立军令状；他还表示愿意承包经营一家天全县效益不好的亏损企业，并保证在短期内实现扭亏为盈。
“人才难得！”县委向学校迅速通报了这一情况，但是，校方明确表示了反对。
1992年1月，带着遗憾，宋如华回到了成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社教”让宋如华结识了多位后来在其“托普经济帝国”担任要职的伙伴——
杨秉楠：天全县委副书记，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教育集团负责人；
李智：社教队队长，“社教”期间与宋如华同住一间寝室，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总裁、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董事长、集团董事局副主席等职；
陆兆祥：社教队成员，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炎黄在线董事长；
周抗：社教队成员，托普最早的3位创始人之一，后离开。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下海”！妻子的渠道
●“下海”！妻子的渠道
历史的车轮终于驶进1992年。
宋如华悉心观察并体会着每一个细节的变化。然而，电子科大校园里的一花一草，仍如往常一样盛开、吐绿，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谁来认可我的价值？我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什么是成功的人？”宋如华不断给出答案，又不断否定了自己的答案。“社教”完回到校园的他，并没有回应用物理系工作，而是被调到了新成立的“电子科技战略研究所”。
看着报纸、电视上不断涌现的“万元户”和不断“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宋如华也开始动起了脑筋，但做什么、怎么做，一直让他拿不定主意。
通过妻子何忆红在成都市成华区卫生局的关系，宋如华批发回来一些啤酒，就摆到学生宿舍门口去卖，有认识他的同学和他打招呼，宋如华顿时面红耳赤、非常难为情，连叫卖都顾不上。一气之下，他把啤酒都搬回家，全部自己“消化”掉了。后来，看到别人赚了钱，他还买过一台榨甘蔗机，榨汁来卖，结果也是没成功。
到底做什么才能有成就感呢？宋如华不断试验并不断积累着经验。
思来想去，宋如华对计算机业还是抱有最大希望。想当初他刚毕业留校任教时，年轻教师中最有钱的，就是那几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公司打工兼职，结婚时个个都有彩电、洗衣机等“新家电”，大家都非常羡慕他们……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宋如华于是找到了电子科大总务处副处长陈德利——在“社教”期间，陈德利及其家人主动帮忙照看他家里，两家关系非常融洽——听完宋如华计划开办电脑公司的想法后，陈当即表示支持，并愿意尽自己的所能来助宋如华一臂之力。可是宋如华本人的计算机知识比较有限，于是，他又找到了原社教队成员周抗——周是计算机系毕业生，在学校计算机中心工作。三人一拍即合，决心共同创业。
据知情人士透露，1992年后，宋如华其实一直没有正式辞去电子科技大学的工作，所谓“创业”、“下海”或“弃教从商”，实质是“停薪留职”—— 即每年上缴一些钱，保留工资待遇和工作岗位，平时喜欢做生意就去做生意，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创业的第一步，要先注册公司。于是，宋如华又找到了妻子何忆红的同学、在成华区人事局任职的戴礼辉帮忙。1992年3月，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新公司名叫“成都市成华区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注册资金125万元，其中宋如华、陈德利各出了现金2500元，合计5000元。因当时政策规定，带有票据的货物也可作为资本计入注册资金，宋如华他们就想办法暂时借到了价值12万元的货物及票据。就这样，注册资金基本到位。公司注册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挂靠在成华区老龄委。
“三个人、5000块钱”的创业故事，以后每每忆苦思甜时，宋如华都要讲起。那么，公司名字为什么叫“托普”呢？原来，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产物。
刚毕业留校时，宋如华经常与住同一层楼的年轻同事们一起“摆龙门阵”，其中有一个人姓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大家都开玩笑地叫他“教授”，“教授”翻译成英语是“Professor”，大家就称他为任“P”。后来有人说，如果要办公司，公司的名称干脆就叫“TP”，十个（教授）“P”，但是在高校中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后才能当上教授，大家就在“TP”之间加了一个“O（Old）”，即“TOP”——“Ten Old Professor”。如何翻译成汉语呢？
单纯从表面看，“TOP”也是一个英语单词，是“顶峰、顶尖、卓越”的意思。一个学数学的同事建议用“拓普”，而且与一些世界知名的IT企业如惠普、夏普等音近，但是后来发现已经被注册了，于是就改成“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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