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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访中康熙还遇到几件大事：
康熙在永定河旁发现四品道台朱甫祥克扣工银，还“逼着民伕下冰河劳作”，以“劳民伤财无益之举”当幌子，欺骗朝廷。康熙毅然当众杀掉朱甫祥，安慰民伕：“尔等皆朕的良善子民，回去好好生业，河工免了！”康熙带领魏东亭等人在京城的牛街清真寺，与蓄谋造反夺帝位的杨起隆大战一场，赶跑杨起隆，维护了回族百姓的生命安全，并“着户部拨银五万交给长老，重修牛街清真寺！”在微山湖，康熙只带两名随从人员，闯入盗匪窝中，说服匪首刘铁成弃暗投明。刘同意后，康熙准许刘从军为国效力。这不但为百姓除掉盗匪，还将数百盗匪招安为官军。真是一举两得。
由于康熙深度爱民，民也爱戴康熙，“就是山野樵夫、贩夫，也无不私下称颂康熙的德政”。
通过以上的文本分析，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二月河用他的笔墨为读者塑造出三位德才兼备的好皇帝。二月河正是通过这三位好皇帝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他的小说的主题思想：唯皇史观。二月河创作皇帝三部曲的目的就是宣扬唯皇史观，应该说：他用五百多万的字数实现了目的。
篡改历史 唯皇史观
唯皇史观认为：一个好皇帝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可以永远保证国家强盛和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的皇权专制是很好的制度，根本不要进行改变政体，改变生产方式，改变思想观念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
唯皇史观当然属于唯心史观体系。
唯皇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反动。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呼唤民主和法制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中国正加速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无疑是在逆历史大潮而动，无疑是非常反动的。
历史小说可以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虚构，但这种虚构不是毫无限度的，应该对历史的真实面目有一定的依赖性。然而二月河站在唯皇史观的立场上，任意篡改史实，运用了任意编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手法，给康熙、雍正及乾隆三个皇帝的头上戴上了“创建文治武功”、“内圣外王”、“宽厚仁爱”的光环。其实稍一推敲，这些光环就黯然失色。例如三个皇帝对西北的多次用兵，其实是败多胜少，是三朝西北边政大失败的证明。例如康熙的开博学鸿儒科，只不过是为网罗前明遗老及全国所有不肯投降的读书知识分子，是一种统治术而已，对文化发展没任何贡献。乾隆钦定《四库全书》也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专制行为，与秦始皇的焚书是异曲同工之举。例如雍正根本就没搞什么改革。他推行的“一体当差”，在清初顺治时期就已经实行，而他搞的“摊丁入亩”，只不过是明朝“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的翻版而已。至于被二月河着力吹捧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确立，看似是雍正的一项重大改革，其实质是将官吏们贪污、额外加赋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合法化了。雍正从不承认搞过什么改革，“改革”是二月河为美化雍正而加在雍正头上的美誉，史书上曾记过雍正四年，雍正说过这样一段话：“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之事，皆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旨，皆皇考已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还例如乾隆的六次下江南，其目的是巩固在南方的统治，不但不像二月河所写的那样“为民做主”，反而大肆挥霍银两，戕害国力，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实属祸国殃民。
二月河称颂三位皇帝人品的故事情节，大多是二月河精心编造的，没有任何史学研究成果作依据。二月河的编造违背了封建皇权社会的本质。封建帝王制度漠视人权，不把人当人，戕害着每个人的心灵和肉体，使人变成非人。这种制度和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腐蚀着皇帝，使皇帝成为非人，异化成丧失人性的暴君。封建帝王专制制度是产生暴君、暴官和暴民的最优质土壤，一部二十四史，就是暴君残害百姓的历史，所以鲁迅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暴民是被暴君和暴官催生的产物，他们被逼造反，失败了就被史官写成匪，成功了，就成了新的暴君。这种循环就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规律。循环的动因，乃是君之“暴”，所以金圣叹称之为“乱自上作”。君之暴源自于制度的本质。专制制度下注定不会有品格高尚的统治者，鸡不能生出鸭蛋来。不杀人，不无耻，不厚黑，不搞阴谋，怎么能保住皇位呢？
刘备曾经很形象地说：“芝兰在门，不得不锄。”意思是说：你要想当皇上就只能与真、善、美为敌。这位蜀国皇帝真是深知为皇之道呀！其实所谓“明君”与“昏君”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谓“好皇帝”与“坏皇帝”只不过是杀人多少之分而已。所以二月河煞费苦心编造的皇帝的“爱民”、“博爱”、“宽厚”的故事，只能是虚构而已，只能是痴人说梦罢了！
1991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雍正皇帝》，在上卷的《内容简介》中吹捧二月河是“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其实读罢二月河的洋洋洒洒500万字大作，只能清楚地看到所谓“史笔”只不过是歪曲篡改历史之笔，他的“文笔立史”只不过是用阿谀之笔把最专制最黑暗的康雍乾时代，打扮成最开明最鼎盛的盛世。
二月河采用实用主义手法歪曲、篡改和阉割史料及史学研究成果之处多不胜数，下面仅举几例：
凡是有损三位皇帝“高大全”形象的史料，二月河一律不用。例如从康熙开始，到雍正、乾隆时期逐步升级增量的文字狱，二月河却尽量少谈，几乎将“真事隐去”。
凡是抨击君主独裁的进步思想，二月河一律摒弃。例如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康熙大帝》中，被歪曲成一个整日写诗闲侃的无聊文人，他那“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名言，二月河佯作不知。而与黄宗羲同时的唐甄，却被二月河一脚踢到书外，一定是因为唐甄在《潜书》中宣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不是在和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唱对台戏吗？二月河当然不能容他！
凡是不利于烘托康雍乾“盛世”的重大历史事件，二月河一律抹去。例如以抗租抗粮为重要内容的农民斗争，贯穿于“盛世”的始终，其中康熙四十六年无锡农民发起的“租米不还籽粒”的斗争以及雍正八年崇明佃农的抗租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二月河都避而不写。
凡是皇帝加强皇权专制的史实，都被二月河一律改造成“改革”的举措。例如康熙设立南书房和雍正通过密折制和军机处总领天下庶务，其实是为了抵制和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权，从而加强皇权专制到了极致。而二月河在书中却把这些维护衰落中的封建制，强化对人民的统治的倒退行为进行美化。
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史料，二月河一律隐去。研究过清史的二月河一定知道“盛世”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康雍乾三帝的重农抑末政策顽固阻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月河对此不但隐而不言，反而让康熙找了个机会对商人韩春和说：“韩春和，你做了皇商这也不坏，但不要想着只挣中国人的钱，瓷器、茶叶、大黄、当归这些东西，多收些，向海关上点税，运出外国一船，能换回半船银子，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干？不要轻看了经商，士农工商，商在四民之列嘛，春秋时巨商范蠡还做宰相呢！四川巴寡妇聚财有术，祖龙和她平礼相见，郑国弦高也是商人，不一样有功社稷？”把一位重农的君王硬写成重商的皇帝，不但“韩春和听得心下暗自佩服，连连答应着”，就是笔者也不能不佩服二月河的良苦用心！有的评论文章说二月河在胡编，我以为还不准确，应该在“胡编前面加三个字：“精心地”。
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二月河一律进行歪曲。按照二月河的写作宗旨，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该是皇帝的走狗和奴才，因此他大胆而无耻地把史有定评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推入走狗和奴才的行列。例如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到了二月河笔下，成了一心要当稳奴才的蝇营狗苟之辈。他二十多岁时将《桃花扇》草稿送给康熙的老师伍次友看，伍次友仅是对这剧本的美文大加赞赏，并且答应：“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孔尚任大喜，笑着说：“可惜此非经国之策”。充满反清怀明思想的《桃花扇》被污蔑成钻营仕途的敲门砖，孔尚任若地下有知，一定会著檄书声讨二月河！按照史实，孔尚任写《桃花扇》之前就当了官，《桃花扇》是在他51岁时才写成，演出后引起康熙的不满，不出半年，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罢职回家。孔尚任不因《桃花扇》得官，反因《桃花扇》丢官。对这一情况，研究过清史的二月河不会不知道。明知而故歪，用心何其刁也！还有著述宏富的袁枚，原本在乾隆十七年已经不再为官，回家专心于讲学和著书，对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出现了“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的荣盛局面。二月河蛮横地把袁枚拉到乾隆三十八年，让他继续当官审案，还让尹继善对袁说：“我已经给纪晓岚写信，荐你赴‘博学鸿儒科’，像你这样少壮的人选可是凤毛麟角哟！”同时尹继善特意提到《铜鼓赋》入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