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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性的必要的纯洁态度和适度的“隐秘”，如果性及与性相关的事情，因此被变成餐桌上的粗俗故事，沙龙里的无所顾忌的话题，那么，就有可能，事实上也确实使这个时代的作家不自觉地变成性景恋患者。因为，他的时代，通过一种日常性的现实情景，解除了他的道德顾虑，给了他用文字叙写性景恋的勇气。虽然性景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和审美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但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乔伊斯这样的作家，格罗斯的研究也仅止于指出他“患有几种经典的克拉夫—伊宾式的病症：对同性恋的恐惧，对内衣内裤的奇特癖好，需受异性虐待和偷看性活动而获得性快感的幻想”格罗斯：《乔伊斯》，袁鹤年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7—28页；纳博科夫也指出，“性的主题在布卢姆的头脑里和乔伊斯的书中不断地同厕所的主题混合纠缠在一起。”（《文学讲稿》，申慧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85页。）。
性歧变是一种指涉范围更为广泛的非常态性爱现象。根据霭理斯的解释，“从广处看，一切性的歧变全都是性爱的象征的例子，因为在这种例子里，对于常人没有多大性爱价值的事物，甚或全无价值的事物，都变做有价值的事物，换言之，都分别成为日常的恋爱的象征。”霭理斯：《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4页，第184—185页。他将性的歧异所涉及的对象归纳为三大类：一、身体的部分，有手、脚、乳、臀、发、分泌物、排泄物及尸恋等；二、器物，有手套、鞋袜与袜带、裙、手帕、衬衫以及不着身的物件等；三、动作与态度，包括自动的鞭笞、虐待、裸杀或体态的自我展览，被动的受虐，性景恋、解溲的动作和溲溺恋、粪便的动作或遗矢恋以及动物的交尾行为等。
应该说，霭理斯归纳出来的三大类性歧异现象，在贾平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与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阿吉》和短篇小说《猎人》中，大都有叙写。而在《怀念狼》中，性歧异的描写，更是多得让人吃惊。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在这部不足二十万字的小说中，写及屎及屙屎、尿及溺尿的事象多达13次，写及屁股、屁眼（肛门）、放屁、洗屁股、痔疮的事象多达14次，写及人及动物生殖器及生殖器隐匿与生殖器展露的事象多达20次，写及精液及排精的事象有5次，写及性交（包括乌龟性交一次、人鸡性交一次、人“狼”性交一次）、手淫、强奸 10次，写及尸体4次，写及月经带（经血带、经血棉花套子）、脏裤头4次，总共70次，平均不到4页，就写及一次性歧异事象。如果这些叙写对于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塑造来讲，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作者的勇气和努力，是应该受到肯定和鼓励的。问题是，在贾平凹的几乎所有小说中，关于性景恋和性歧异的叙写，都是游离性的，可有可无的，都显得渲染过度，既不雅，又不美，反映出作者追求生理快感的非审美倾向，也可见出他在审美趣味已堕入病态的境地。例如：
夫人原本闭门睡觉，半夜里要解手，屋里是放着尿桶的，但她爱洁净，偏去后院厕所，厕所的泄粪口对着院外，一只狼正从那里往里钻，一爪子就把她下身抓个稀巴烂，失血过多便死了。闹起白朗，一队匪兵又在磨房里轮奸了他的女儿，匪退后，邻居的阿婆用烤热的鞋底焐女儿阴部，焐出一碗的精液。（第5—6页）
这段文字里有典型的性景恋和性歧异事象叙写。作者的兴趣重心，不是关注人物的内心体验，不是叙述更有意义的事情，而是从外在的角度，用粗俗而夸张的文字，叙写那些能从生理上引起读者的兴奋感的性歧异事象。从整体上看，这些性景恋描写与小说的主体情节是没有关系的，不仅无助于显化、深化“怀念狼”的主题，甚至，解构着这部小说本来就不稳定的意义世界。
其它如写人鸡性交（第164页）、乌龟做爱（第78页），以及一个姓焦的人与大夫谈“性交”的笑话（第12页），都是同样粗俗、无聊而又多余的，除了看到一种病态的性景恋和性歧异景象，我们从中看不到别的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贾平凹为什么要在一部以“怀念狼”和生态问题为主题的小说中，大量地叙写性景恋及性歧异事象呢？原因肯定很复杂。全面地分析，尤其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是一项复杂而烦难的工作，只有那些具备多方面知识储备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但是，在我看来，贾平凹小说中的严重的性景恋及性歧异病象，与他写作时缺乏诗意的道德敏感性有关。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伟大的文学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它在艺术形式上是美的，还因为它在道德上是健康的、纯洁的。我们时代的文学之所以不够伟大，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写作是蔑视道德的写作。我们只用所谓的“才华”或“才气”来评价作家，而不问他的才华下面是什么。天长日久，我们就习惯于以一种褊狭的甚至是反文学的态度来对待文学，以至于丧失了对文学的真伪、美丑的分辨力。托尔斯泰说：“人们可以被训练得习惯任何事物，甚至习惯于最坏的事物。正像人们能习惯于霉臭的食物，习惯于烟、酒、鸦片一样，人们也能习惯于坏的艺术，事实正是如此。”《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现在到了我们改变病态的文学习惯、恢复正常的文学判断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的时候了，到了强调文学的道德影响力和人格建构作用的时候了。
是的，贾平凹小说中的过度的性景恋和性歧异叙写，是一种应该引起注意的文学病象。由于缺乏道德敏感性，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读者就很难看到那种令人陶醉的充满诗意的精神图景。而说到底，文学的巨大力量，还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与信仰和道德密切相关的精神力量。一部缺乏稳定的信仰支撑和美好的道德激情的作品，是很难对人类的心灵生活产生普遍而持久的积极影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重视道德感情同艺术作品价值的关系，他说：“天真未凿的、仿佛完全保持着少年时代白璧无瑕的道德感情的纯洁性会给予文学以优美迷人的特殊魅力。依我们看来，托尔斯泰伯爵的小说的美妙可人，在许多方面是有赖于这种特质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一本作品如果洋溢着道德纯洁性的气息，就会像大自然一样令人感到清爽和宁静，——要知道大自然之所以能起诗意的影响，其秘密未始不在于它的纯洁无瑕。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的优美迷人之处也是多少有赖于这种道德纯洁气息的。”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贾平凹的小说之所以充满大量的无意义的性景恋和性歧异叙写，之所以缺乏那种令人愉快的内在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道德感情的纯洁性的意义和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缺乏那种令人清爽和宁静的“道德纯洁性的气息”。贾平凹如果想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同包围着他的反文学的道德环境保持距离，就必须在自己心中培养对纯洁的道德原则的信仰，否则，他是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的，是不会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的。
何谓消极写作
我曾这样评价过《怀念狼》：“这是一部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述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而它对读者的态度则是戏弄和缺乏平易待人的诚意。它是一场游戏……”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这些评价，我现在依然认为是妥恰而负责任的。《怀念狼》正是这样一部失败之作，它以其令人难以容忍的失败，成为我们时代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消极写作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写作模式的命名。这种写作模式有这样一些突出特点。
一、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积极的写作，正像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总是以真实性、自然性、正确性、现实性来打动读者，使你在读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但却深刻地相信，里面所叙述或所表现的一切，真是这样发生，并且不可能按照另外的样子发生。”《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第197页。在他看来，“真实”与“现实”是一回事，没有“现实感”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艺术是真实的表现，而只有现实才是至高无上的真实，一切超出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为某一个‘作家’凭空虚构出来的现实，都是虚谎，都是对真实的诽谤。”《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第197页。但我们缺乏这种积极写作。我们乐于谈论文学的虚拟性、象征性，而羞于谈论文学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我们倾向于把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联，当作一种滞后和落伍的表现。我们更愿意谈论技巧、形式和主观领域的事情，而不认为深刻的意义和客观、真实的生活内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于是，我们的写作就沦为消极的写作，就成了精致的技巧操作，成了空洞的话语游戏。这样的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如说是逃避现实的路径；与其说是叙写真实生活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遮蔽真实生活的一种手段。巴赫金说：“任何创作总为自己的对象以及对象的结构所决定，因此不能允许有任意性，实质上不是杜撰什么，而只是揭示事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