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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出版社出于商业动机的广告词不是文学评论，用不着拿它句句较真，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它却有着神奇的控驭力量，不仅能刺激读者的参知欲和购买欲，而且成功地挟持了不少“批评家”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给他们 指示出了不容拒绝的路向：给已有的评价和结论，寻找更多的依据和更有力的支持。我得承认自己是个好奇而抵挡不住诱惑的人。放下职业和“知识”的重负，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读一部文势跳跃雨覆风翻的好小说，对我来讲，有节日一般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我在阅读《檀香刑》的时候并没有体验到。这是一部让人失望的作品。除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我们从这部小说中找不到广告词所许诺的东西。它离“真正民族化”的距离太遥远，因此，“雅俗共赏”、“人相传诵”云云只可以被当作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愿望。不过，尽管如此，这部小说的问题却不应该放过，依据常识和经验，对它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价值批判，应当视为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文体、语法及修辞上的问题
《檀香刑》的语言和文体，受一种在小说中被称为“猫腔”的地方小戏的影响，有很明显的唱词化倾向，作者很喜欢用四字一句的成语和句式，同时，如莫言自己在《檀香刑》的《 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也“大量地使用了韵文”。（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以下引用段落或句子，除特别注明以外，全部引自《檀香刑》一书。）（P517）但是，从文体效果和修辞效果来看，这部作品的语言并不成功。它缺少变化的灵动姿致，显得呆板、单一和做作；徒具形式上的“夸张”而“华丽”的雕饰，而缺乏意味的丰绕与耐人咀含的劲道。语言的粗糙和生涩，说明莫言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本着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莫言这部作品的语言病象和问题，作较为细致的例示和分析。
一是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从鲁迅等人的经典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倘能恰当地运用文言语汇和句式，可以增强白话文写作的表达力，甚至可以获得蕴藉、典雅的文体效果。但《檀香刑》中的文白夹杂是生涩的，失败的，有的甚至文理不通，让人别扭。例如：
“钱苍狼，你枪法如神，学识过人，本督赠金枪，委（尔）重任，将（尔）视为心腹，（尔）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想加害本官，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本督虽然险遭（你的）毒手，但可惜（你的）才华，实在不忍（诛之）。但国法无情，军法如山，本督无法救（你）了。”（P232）
莫言让袁世凯在小说中讲的这一番不文不白，忽“尔”忽“你”的话，实在别扭，这与人物的身份及学识修养，是不相符的，与中国古典小说所强调的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的同一性规律，即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所说的“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是不相符的；而“之”是“他”的意思，因此，面对事主说“诛之”是不通的。另，在打铁的孙丙身上，也存在这种忽“余”忽“尔”忽“你”的情况。（P327）
“（知县夫人的）一纸遗书放在身旁。上写着：……不敢苟活，（猪狗牛羊）。忠臣殉国，烈妇殉夫。千秋万代，（溢美流芳）。妾身先行，（盼君跟上）。……”（P506）
“溢美”与“流芳”，一为否定义，一为肯定义，意思并不相侔，故不可并列，而其它两句加点的句子似乎都太白，与上文语体及语境很不谐调，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夫人啊！夫人你深明大义服毒殉国，为（余）树立了（光辉榜样）……”（P506）
“余”与“你”已够别扭，而将“余”与“光辉榜样”放在同一句中，完全破坏了家破人亡的悲剧感，给人一种荒唐、可笑的印象。
“袁世凯笑着说，‘铁路通车之后，高密县就是大清国的（首善之地）了。到时候如果你还不能升迁的话，油水也是（大大的）……”（P475）
“首善之地”义同“首善之区”，意指一国之首都，故不宜如此使用，或可改之为“最富的地方”。另，“大大的”似乎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民间的”，出之于袁世凯之口，令人大跌眼镜也。
二是不恰当的修饰及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修饰要恰当，措词要准确，表达合语法，形容合逻辑，这些原则是对语言的基本要求，文学语言更当如此。
“咱家感觉到木撅子已经增添了份量，知道已经有不少的香油滋了进去，（改变了木头的习性），使它正在成为既坚硬、又油滑的精美刑具。”（P380）
“习性”一般用于人或动物，用于无生命之物，是不妥的，其实“改变了木头的习性”这句话完全可以删汰；另，“正在成为”似亦别扭，汉语似乎并不如此强调时态的，故“正在”二字删之可也。
“那时他打定了寻死的重建的事理，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消息充耳不闻”。（P320）
用“触目惊心”形容“消息”，不当，可改为“骇人听闻”或“（蛊）惑人心”。
“他暗自（盘算）着那辆骡车（的容积），是否能盛得下三个身材高大的德国兵。”（P336）
“的容积”三字，显系蛇足，可删。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臭气，招引来（成群结队）的猫头鹰。他们在空中（无声无息）地盘旋着，（不时地发出）凄厉（地鸣）叫。”（P507）
“成群结队”的形容不妥；“无声无息”与“不时地发出凄厉地鸣叫”矛盾；“地”改为“的”。
“婆婆（挥舞）着小脚，持着刀子扑过来。”（P148）
“挥舞着小脚”，不可思议，用一“颠”字，岂不更佳？
“事后他感到不寒而栗，如果当时被钱（丁）咬住脖子，他就会被连连地（蚕食进去）；如果被咬住耳朵，耳朵绝对没有了。”（P243）
一个活人被另一个人“蚕食进去”？想象不出来。这显然属于措词不当的问题。
尽管“的”、“地”、“得”这三个助词的用法确实让不少人头痛，但目前语法规范似乎并没有否定这三个词的用法和功能，而是要求人们必须正确地区别、使用。但莫言却总是用错，虽然用不好三个助词并不影响一个人当作家，但错误还是有必要指出来的。
“俺不由（地）（得）打了一个寒颤，上下牙齿打起了得得。”（P400）
“这时，一直咬住牙关不出声的钱苍狼，发出了一声绝望（地）（的）嚎叫。”（P242）
“赵甲眼窝子热辣辣（地）（的），眼泪儿差点儿流出眼眶……”（P226）
“他听到身后的军官们发出紧张（地）（的）喘息……”（P234）
“刽子手赵甲的心中稍稍（地）（可删）得到了一些安慰。”（P261）
“在天真无邪（地）（的）追逐中……”（P273）
“只有科场上拼出来的，才是堂堂正正（地）（的）出身……”（P273）
三是拙劣的比喻。比喻是文学语言的灵魂，是检验作家语言功力的一个尺度，是最常见也是最具表现力的一种修辞手法。绝妙的比喻，与天才的想象力和熟练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好的比喻，是一粒落地生根的种子，会在读者心灵上绽放出永不凋谢的语言之花。比喻修辞的首要条件是贴切，其次是形象，第三是新奇。它要求出人意外，但不允许违情背理。总之，比喻要有一种令人惊喜的强烈美感和生动性。按照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檀香刑》里的比喻，大都不很成功，喻体形象单一，想象力贫乏，不合情理，缺乏美感。例如：
“他抬头看看徒弟，这小子面色如土，嘴（咧成一个巨大的碟子）。”（P243）
“在他把脑袋歪过来的时候，俺看到他的脸胀大了，胀（成了一个金黄的铜盆）。”（P463）
“每门炮的后边站着四个笔直的德国兵，（宛如四根没有生命的木棍子）。”（P338）
在这三个比喻中，喻体和本体之间虽有关联性，但是并不贴切，缺乏创造性的联想带来的“陌生化”效果，缺乏新奇感，而且，因为明显夸张过度，从而给人一种滑稽、不真实的感觉。另，“没有生命的木棍子”费解，难道还存在有生命的“棍子”吗？
“他的心（就如遭受了突然打击的牛睾丸）一样，痛苦地收缩了起来。”（P205）
“皎洁的满月高高地悬在中天，（宛如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P147）
“鸟枪手和弓箭手也满脸的尴尬，走在书院外的大街上，（如同裸体游街的奸夫）。”（P320）
“事后咱家才知道把头磕破了，血肉模糊，（好像一个烂萝卜）。”（P375）
这里的几个比喻，不仅不贴切，而且不雅，不美，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四是叠床架屋的空词赘句太多。汉语是一种要求简洁、凝炼地体情状物的语言。特殊的语法和灵活的表达，给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腾挪游移的空间。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的汉语水平每况愈下，越来越令人担忧。他们受那些拙劣的翻译文体的影响，表达越来越罗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