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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内容上看得出，作者的确收集来不少的历史资料与传奇故事，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的聪明就全用在对如何杀人的身临其境般的把玩上了。
核子在此，那么，它的“爱情”发生过程的莫名其妙，在某些唱词唱腔上的过于泛滥浮夸，就都不足为怪了。
莫言的又一个走极端的话题是两性关系。
他尤其愿意表达出女性人物情欲的极致状态。
《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尚不太分明，到《檀香刑》时，终于有了个女主角儿眉娘，和县太爷钱丁挂上了，弄得满城风雨，公开地有伤风化。
这情感故事就不再像发生在古时有条件妻妾成群的知县大老爷与民女之间，倒更像现今一夫一妻制下的村儿里作威作福的村长在与民妇偷情。
具体描写时，作者在表面上，是想把眉娘写成情欲“解放”了的主儿，实际效果上，却整个儿玄虚不实，矫情做作，不可信，也不可爱。
他是把“历史”当现实（今史）来写吗？
是把偷情合法化吗？
还是想描写一个情欲“解放”了的少妇形象，以加强故事的可读性与吸引力？
但为了可读，他再一次不惜伤害了历史的真。
进而，为能以假乱真，他又把这个班主之女，一个精灵尤物，硬是莫名其妙地许配给了一个形同孤儿的呆瓜。
她就有了不得不偷情的基础，能时时、次次主动出击，上门为那个大龄的县令献出肉身。
难道这就是可歌可泣的“爱情”？
他们哪一桩哪一件能般配、相互吸引呢？
到底是肉欲在驱使、作用，还是“爱情”？
莫言只注重故事的离奇曲折本身，便丢弃了其余。
这是很可惜的事。
莫言的再一个试图要写出极端和极致来的主题，是关于酒文化以及《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作者所提到过的“酒神精神”。
他从《红高粱》电影的走俏、走红受到启发，从尼采、《聊斋》和一些评论家那里得到灵感，想在酒上大做一番文章，就写了部神神道道的《酒国》。可除了稀奇古怪的故事情节外，我们很难讲得清他究竟要说什么。
其中谈论酒文化的一些文字，亦无可以嘉许之处，浪费了巨大的才情。
无力的辩护背后
莫言对自己的“走极端”、“写极致”、“审丑”、“非理性”等非议是这样辩解的：
我很不愿让自己的思维纳入“理性”的轨道，但长久不“理性”又有被人猜测为“精神变态”的危险，我不得不按照批评家们的教导来“理性”、来“节制”，果然是把“狂气”和“雄风”收敛了。我多么愿意成为一个被文学权威们视为掌上明珠的、不异端的好作家……但到底不行，正所谓“乌鸦叫不出画眉声”。
当代中国，除了农民意识还有什么别的更先进的意识么？既然没有，那么，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就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是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我痛恨天下地上的一切神灵。在我们这个很独特的社会里，我们一味地歌颂真善美，（但它们）能不能准确地表现出我们社会的面貌来？有人说我是现代派作家……我认为我是一个最现实的作家。我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非常浓郁的现实主义的气息……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很多兽性。
我为什么觉得应该把丑写得淋漓尽致呢？就是为了张扬个性。我们曾经有过长期的造神运动……现在，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最起码的低层次上的起点，就是敢亵渎所有的神灵，打破一切价值和标准。而任何道德价值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它进步的一面，也有它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对所有的道德价值都要重新评价……
作家应该……从全人类的高度上来拯救人类，从文化心理上来疗救我们的民族，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从鲁迅以来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不断地暴露我们民族性格中那种懦弱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我觉得鲁迅最缺少的是宏扬我们民族意识里面光明的一面。一味地解剖，一味地否定，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民族之所以还有希望，在中国发展的惟一健全的意识里恰恰是农民意识，我们不把农民意识光明的一面弘扬起来，那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这里面有几层意思。
除了对人所批评的要“理性”“节制”莫言颇感无能为力，不得不耍赖皮，玩一个“我就这样了，你能怎么的”以外，其他理由都有它自身的道理。
针对其中的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来分析分析，看看它们究竟能不能说得通，成不成立。
首先，农民意识中“光明的一面”包括哪些内容？
如果猜测不错，那还是《红高粱》里写到过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
单单发扬了它们就够吗？
它们就不是“神灵”、不是“价值”吗？
既然你要“打破一切价值和标准”以及“神灵”，那么，凭什么你不对它们“重新评价”？可能莫言会说，我已经评价过了，认为就这两个好，其它都不行。
这样肯定会不会以偏概全了呢？
二者一定又不能独立存在，总要直接附会在某个人身上，从而间接附会于环境、社会等外部系统上。
那么，这系统是什么？
系统内部有哪些组成元素？
这些元素面临着一个不仅有待“重新评价”的问题，而且面临一个“重新组合”的问题，而“重新评价”、“重新组合”后，你能保得住它们不是新的“神灵”吗？
谁能说你的评价一定正确呢？
举个例子：作为中国军队培养出来的优秀作家，莫言对战争的“评价”就有待商榷。
他再三再四地强调：“战争中的罪恶应该由发动战争的人来负责，战争引起的麻烦应该由政治家解决。至于人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大家都是受害者。”
如果因“大家都是受害者”而不必负责，那么，即使是发动战争的人，那也可能不要负责的，他们并不能完全左右得了局势，成为“受害人”，像希特勒，后来被自己挑起的侵略战消灭，在他是始料未及的，更不是他愿意看见的。
何况还有那些专会打着“人民”旗号，鼓吹战争、号召战争的政界痞子与流氓呢？
不单战争，“文革”或不少政治运动里的中国人，都深受“运动”之害，多数都有所参与，害过人，也为人所害，甚至不少知识精英都充当过“枪手”，整倒别人后，复被人整倒，那么谁来负责？
面对种种恶势力，有时即使你保持沉默，都意味着犯罪。
高尔基、罗素、萨特等人，都被他们的政府视为过“敌人”，不再当作“人民”来对待，但他们不仅没有沉默下去，还为自由的事业抗争、抗议，其精神火炬光照千秋。
我国当代史上，著名的作家们，何曾见诸言行？
那是特别令人惭愧的。
为莫言敬服的巴金老人，不是也等到大家都能说话后，才站出来公开愤怒和忏悔的吗？
说实在的，他的忏悔都没有多少思想，很浮皮潦草，缺乏必要的深度，比起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不能说时犹说之，说了还能一针见血，谁是真正的精神与思想巨人呢？
莫言却是连巴老那样的勇气和思想都没有，只“痛恨所有的神灵”，犹如文革时的“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目标太抽象，太空泛，差不多等于无所指，或“我想说谁就是谁”了。
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他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都是西来名词，在我们本土上向来缺乏。
《红高粱》中“我奶奶”和余司令身上，严格说也都不具备这样的精神，他们表露出来的，只是我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游民”或“流民”血统的反映，传达的也是一种“游民文化”、“游民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差了十万八千里。
前者奉行“有奶便是娘”，只要目的、不问手段的“流氓”策略。
后者却严格规定了道德、法律的底线，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张扬自我，“拯救”自我。
莫言混乱了人类必须遵守的必要底线，轻率地以为只要是“打破一切”的，就都是好的，实际上就为流氓们的横行霸道，开了一道口子。
而余司令那样的土匪猖獗猖狂、无法无天，在他眼里，也就成了“张扬个性”和“酒神精神”的最佳代表。
可见得莫言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多简单、有害。
对于这样一位缺乏现代人理性意识或觉悟的作家，我们不能听见他喊着什么，就以为一定真是个什么。
他喊着的有时并非所指。
这究竟是他的能力原因造成的，还是他的口是心非呢？
就我看来，他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起码四十多岁后不太是了，因此只能是能力上的原因。
他受的教育及其阅读、阅历，还未能帮他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精神。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他提出什么“理想主义”来呢？
诺贝尔曾留下遗愿，说自己的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