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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苏格拉底之后，雅典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哲学理论从自然派演变到苏格拉底学说的过程中，哲学课题的性质也有了改变。但在我们谈到苏格拉底之前，先让我们来听一听所谓“诡辩学派”的学说。这一派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时代雅典的主流学派。
哲学史就像一出分成许多幕的戏剧。注意，苏菲，现在舞台上的布幕就要升起了。
以人为中心
从大约公元前四五O年左右起，雅典成了希腊王国的文化中心。从此以后，哲学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自然派的哲学家关切的主题是自然世界的本质，这使得他们在科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而雅典的哲学家的兴趣主要在个人本身与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当时，一个拥有人民议会与法庭等机构的民主制度正在雅典逐渐成形。
为了使民主能够运作，人民必须接受足够的教育以参与民主的进程。在现代，我们也看到新兴的民主国家如何需要开启民智。
当时的雅典人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精通演说术，也就是说要能够用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时，有一群四处游历的教师与哲学家从希腊各殖民地来到了雅典。他们自称为哲士或智者（SopLists）。Sophist这个字原来指的是一个有智慧而且博学的人（按：一般贬称为诡辩学家）。这些诡辩学家在雅典以教导市民为生。
诡辩学家与自然派哲学家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批评传统的神话。但诡辩学家不屑于从事在他们眼中了无益处的哲学
性思考。他们的看法是：虽然哲学问题或许有答案，但人类永远不可能揭开大自然及宇宙之谜。在哲学上，类似这样的看法被称为
“怀疑论”。
诡辩学家认为，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所有自然之谜的答案，却可以肯定人类必须学习如何共同生活。因此，他们宁愿关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问题。
诡辩学家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约公元前四八五一公元前四一O年）曾说过：“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他的意思是：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完全要看它与人类的需求有何关系而定。
当有人问他是否相信希腊的诸神时，他答道：“这个问题太复杂，而生命又太短促了。”一个无法确定世上是否有神的人，我们称他为“不可知论者”。
这批诡辩学家多半都是一些游遍各地、见过不同政治制度的人。在他们到过的各个城邦中，无论传统规范或地方法律可能都各不相同。这使得那些诡辩学家不禁质疑哪些事物是与生俱来，而哪些事物又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就这样，他们播下了雅典城邦内社会批评的种子。
例如，他们指出，像“天生害羞”这样的说法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假使害羞是一种“天生”的性格，那一定是人一出生就有的，是一种出于内在的品格。但是，苏菲，害羞的个性果真是天生的吗？还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对于某个已经游遍世界的人来说，答案应该很简单：害怕展露自己赤裸的身体并非“自然”的，也不是天生的。
害羞——或不害羞——最主要还是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所致。
你应该想象得到，这批游历四方的诡辩学家宣称，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这种说法在雅典会造成多么激烈的争议。
相反的，苏格拉底则试图证明此类的规范事实上不容置疑，而且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苏格拉底是谁7
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O～公元前三九九年）也许是整个哲学
史上最神秘难解的人物。他从未留下任何文字，但却是对欧洲思想影响最重大的人物之一。而这并不全然是因为他后来戏剧性的结束了生命的缘故。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生于雅典。他有生之年大半时间都在市中心广场与市场等地与他遇见的人闲谈。他说：“乡野的树木不能教我任何东西。”有时他也会连续好几小时站着思想、发呆。
即使在当时，他也被视为谜样的人物，但他死后很快就被誉为许多哲学学派的始祖。正因为他神秘难解、模棱两可，才使得一些在学说上大相径庭的学派都可以宣称他们是苏格拉底的传人。
我们现在可以确知的是：苏格拉底长得很丑。他肚大、眼凸，有个狮子鼻。但据说他的性情“极为和蔼可亲”，也有人说他是“古今无人能及”的人物。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他从事的哲学活动而被判处死刑。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知苏格拉底的生平，主要是透过柏拉图的著作。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柏拉图曾撰写过几本《对话录》，以类似戏剧对白来讨论哲学，而苏格拉底就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与代言人。
由于柏拉图在书中是透过苏格拉底之口来阐扬自己的哲学，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说的话是否确是苏格拉底本人说的。因此，要区分苏格拉底的学说与柏拉图的哲学并不容易。这也是我们面临其他许多未曾留下撰述的历史人物时遭遇的难题。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耶稣了。
我们无法确定当年的耶稣是否讲过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上记载的话。同样的，苏格拉底本人究竟说过些什么话，将会一直是历史上的谜团。
不过，苏格拉底的真正面貌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近两千五百年来对西方思想家产生启发作用的，事实上是柏拉图描绘出来的苏格拉底。
谈话的艺术
苏格拉底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与人谈话时看来并无意要指导别人。事实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想从那些与他谈话的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他并不像传统的学校教师那般讲课，而是与别人
进行讨论。
如果他纯粹只是倾听别人说话，那他显然不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也不会被判处死刑。不过，话说回来，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提出问题而已，尤其是在刚开始与人谈话时，仿佛他一无所知似的。通常在讨论过程中，他会设法使他的对手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弱点。最后，到了词穷之际，他们也不得不认清是非与对错。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产婆。苏格拉底也常说他的谈话艺术就像为人接生一样。产婆本身并不是生孩子的人，她只是帮忙接生而已。同样的，苏格拉底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生出”正确的
思想，因为真正的知识来自内心，而不是得自别人的传授。同时，唯有出自内心的知识，才能使人拥有真正的智慧。
说得更明白些：生小孩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同样的，每一个人只要运用本身的常识，就可以领悟哲学的真理。所谓运用本身的常识就是搜寻自己的内心，运用内心的智慧。
借着假装无知的方式，苏格拉底强迫他所遇见的人们运用本身的常识。这种装傻、装呆的方式，我们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
这使得他能够不断揭露人们思想上的弱点。即使在市区广场的中心，他也照做不误。于是，对于某些人而言，与苏格拉底谈话无异于当众出丑并成为众人的笑柄。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时的人愈来愈将苏格拉底视为眼中钉，尤其是那些在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据说，苏格拉底曾说：“雅典就像一匹驽马，而我就是一只不断叮它，让它具有活力的牛蝇。”
“我们是怎样对付牛蝇的？苏菲，你可以告诉我吗？”
神圣的声音
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断地像牛蝇般叮他的同胞，并不是想折磨他们。而是他内心有某种声音让他非如此做不可。他总是说他的心中有“神明指引”。举例说，他不愿伙同众人将他人判处死罪，也不愿打政敌的小报告。这终于使他丧失性命。
在公元前三九九年时，他被控“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人”。
在五百名陪审团员的投票之下，他以些微的票数之差被定罪。
他大可以恳求陪审团手下留情，或至少可以同意离开雅典，借以免于一死。
然而，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是苏格拉底了。问题在于他重视他的良心——与真理——更甚于生命。他向陪审团保证他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国家的福祉。然而他们还是要他服毒。不久，苏格拉底就当着友人的面喝下毒药，结束了生命。
为什么？苏菲，为什么苏格拉底非死不可？两千四百年来人们不断问着这个问题。然而，他并不是历史上唯一坚持不肯妥协，最后落得被定罪处死的人。
我曾经提过的耶稣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苏格拉底与耶稣之间还有若干极为相似之处。
他们两人都是谜样的人物，即使对于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也是 如此。他们都没有将他们的学说教诲撰写成书，因此我们只好透过他们门徒的描写来认识他们。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两个都是通晓谈话艺术的专家。他们说起话来都充满自信、侃侃而谈，虽然引人入胜，但也可能会得罪别人。此外，他们都相信自己是某一种更高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批评各种形式的不公不义与腐败现象，向地方势力挑战，最后并因此丧命。
耶稣与苏格拉底所受的审判显然也有雷同之处。
他们原本都可以求饶，但他们却都觉得如果不成仁取义，就无法完成他们的使命。而由于他们如此从容就义，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