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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早晨，林彪的“将”、“相”们早早起床，内心充满着战斗的亢奋。不久，叶群就来—一给他们传话，说：“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叶群还交代了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
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是，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免被动；
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
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睛表示自己的感情。
得到指示，“将”“相”们立即行动做好各种准备，到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他们昨晚连夜赶印的那份领袖论天才的语录，就出现在各小组会场上，而且在会上发言积极涌跃，陈伯达尤其突出。
他在华北组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反对“天才论”的言行。说：
“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夭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所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
叶群在中南组，则用很气愤的神情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也猛烈炮轰张春桥：“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反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李作鹏同样不甘示弱，在中南组对张春桥也作暗示性的攻击。他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的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还反毛主席的风，还反林副主席的风”。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他们这么攻击张春桥，既是他们两派之间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林彪的一着高棋，想通过这么一攻击，就没有敢反对林彪的意见了。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在起草政治报告时相互争功，乃至反目成仇，所以陈伯达这次表现比谁都积极。他还把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修改整理后，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马上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都看到了他的讲话。
简报把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说成是“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的，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还要揪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人，把他们斗臭。
林彪看完后，称赞说：“还是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李、邱看到了陈伯达抢了头功，很不服气，也纷纷争着出简报，并增加许多“尖端性”的词语。
可是，就在他们干得热昏了头的时候，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他对许世友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他回去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江青则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告状，求救。庐山风云骤然紧张起来了。
25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五巨头”会议上严肃地作出了三项指示：
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然后又对着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也许是顾着“第二号人物”的面子，用较为缓和的语气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陈伯达听着毛泽东的话，觉字字句句都象针刺一样难受，不可一世的神气一下子瘪了下去。
林彪听后虽觉得有点尴尬，但在心里却直惋惜唉！没想到败得这么惨，这么快！彻底完了！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会议的气氛立即降温，吴、李、邱、叶感觉很紧张，心也凉了半截，为了脱身，有的急忙把自己的发言记录收回。
8月26、27日，吴、李、邱、叶被周恩来找去谈话，要求他们向会议作检讨。
陈伯达跳得最高，当然也就摔得最重了。会议很快转入了对陈伯达的批判。
但对林彪，鉴于他是“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尽管知道他是头目，但为了不引起震动，只好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能一锅端了，只是借一典故暗示他注意。林彪听到主席说：“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矣”，虽听不懂，但又不好当面问。后来查清后，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已把自己看作“纣王一样的人”，但又留有余地说“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林彪又觉得有点安慰。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弃车保帅”了，对其他同伙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
9月5日，会议以批判陈伯达而告结束。登机返回时，林彪再次回首庐山，默然无语。
古今奸海野心家林彪坏我长城
野心家林彪坏我长城
“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后，一场夺权的风潮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了。先是上海市委的大权被夺，接着便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省委大权被夺，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林彪听在耳里，喜在心头。在他看来天下大乱，就是天下大好。可高兴之余，不免又深深地遗憾竟没有一个军区的大权被夺的消息传来。他虽是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较大的军权，但他对军队里那些不怕他、不吹他、不捧他、不服他的人，总看不顺眼，而且把他们看成眼中刺，要拔掉而后快。他曾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的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挖出那些“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江青也跟着起哄说：“武汉、成都，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可要“冲”军队，谈何容易。在军队里不仅有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正直的老帅们把着关，而且还有“军委八条命令”在管着。这八条是老帅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安全，为了保卫军事机关免遭冲击而拟定的，是毛主席亲自批阅通过的。所以林彪即使有想搞乱军队的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但后来，毛主席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却给军队的不稳定制造了隐患。不久，就有涉及军队的武斗事件传来，而且是林彪、江青所痛恨的武汉军区。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当事者是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派和武汉军区。事件的发生是由武汉和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占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而引起的。他们占领大楼后，于2月9日利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制造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然后，造反派开始了更大的冲杀，甚至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广大军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打砸抢很不满意，纷纷要求武汉军区对2月9日的社论表态。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月9日社论。并于3月7日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了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等人。3月21日，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所属组织。社会秩序趋于安定。
这种事的发生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梦寐以求的。从这一件事中，他们看到了实现他们“抓军内一小撮”阴谋的突破口。于是，马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他们的授意下，19盯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和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不久，中央军委又颁布了由林彪策划口授的否定“八条”的《军委十条》。其表面上看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在社论和“十条”的鼓动下，本已平息下来的事态，重又被激化起来了。武汉造反派马上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致使“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执行“三支二军”任务的解放军常常遭到造反派谩骂甚至围攻，惨案时常发生，武斗有增无减。
而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别有用心地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