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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因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干是大胆地与张发奎密谋起具体的驱车倒桂计划。经过精心策划，确定张发奎在香港躲进幕后，汪精卫则以偕同李济深赴沪开会为名，把李济深引开，然后由军长黄淇翔出面举行兵变。十一月十六日，汪张按计划行事。
当11月18日，汪精卫携同李济深在上海登岸时，兵变已经发生，桂系在粤部队急忙向广西撤退，汪派掌握了广东的一切大权。李宗仁、白崇禧害怕粤兵进入广西，忙打电报给张发奎、黄琪翔，称：“桂军已全部返桂，请停止内战，等待中央解决”。李济深则通过拆斥顾孟余、陈公博与张发奎、黄琪翔串通一气，指桑骂槐地责骂汪精卫。这下南京的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反汪派一下子抓住这次事变攻击汪派，说汪精卫是共产党，这次事变就是他与共产党策动的武装起义。于是在上海、南京响起了反对汪精卫的一片呼声。
蒋介石看到这情景，心里直乐。这局面正是他所希望的。其实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计谋，他利用汪、张狠狠地打击了桂系，同时又使汪精卫处于众人指斥的地位。这样，国民党的大局桂系、汪派就没有资格去掌管了。于是，各派都向蒋介石求援，希望他尽早复职控制全局。蒋介石为他的复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广州事变后，汪精卫到处受到打击，蒋介石为了对付他复职的最大障碍特委会，决定再联合汪精卫。因此，他处处为汪偏袒。作为回报，汪精卫在反对南京特委会上很卖力。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十一月十七日的广州事变，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黄琪翔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黄绍竑接受南京特委会的命令来到广州所引起的。把罪魁祸首转嫁到了特委会和桂系。
特委员的委员暴跳如雷。在1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汪派受到了西山派，桂系、李济深和反汪派的猛烈轰击。蒋介石暗自高兴，然后中间人身份出面禂停，力劝息争，称“为促成四中全会召开，应当捐弃成见”。争吵才渐趋平息。有趣的是在争吵中，双方都争着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十二月十日的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他说：“惟有请预备会议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了汪精卫抢了头功，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在这次预备会上自然而然地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这样，蒋介石复职的障碍—一特委会扫除了。
这下蒋介石可满意了吧，出乎意料，他并没有马上表示同意复职。在他看来，现在西山会议派，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与他争权的对手，如果不把他们搞掉，就匆忙出山，必会陷入下野前的矛盾重重的窘况。于是蒋介石开始着手除掉对手的活动。
西山会议派，自持元老身份，很看不起蒋介石。为了挫掉他们的傲气，蒋介石与陈果夫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陈果夫在蒋的授意下，布置喽啰到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的走卒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各地发动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又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西山派，并推它上被告席。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蒋介石利用这件事，剥夺了西山派的一切发言权。
1927年12月11日，我党在张太雷、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下子，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又利用这件事，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蒋介石看到了这是驱逐汪精卫的绝好机会。
上次，蒋介石用得着汪精卫，为他解了围，这一次已用不着他了。于是，蒋介石决定用两派的手段来对待他。汪精卫为反驳诬称他为共产党，拼命进行了反击，但终究抵挡不住，被迫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看到汪已陷入重围，就故意出来解围，并致电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等人担保说张发奎不是共产党，还指示张发奎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协力反共。汪精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致电李福林，服从蒋令协力讨共。于是，在蒋、汪的导演下，各军阀奋力向广州反扑，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恶浪。
但这并不减轻汪的压力，吴稚晖等人反诬汪反共是“苦肉计”。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十二月十四日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十六日又令邓泽如、古应芬查办汪精卫等人。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遭拒绝后，白又亲自布置。这时，蒋介石看到驱汪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好出走欧洲。
对于胡汉民，蒋介石对付得也很巧妙。十二月三十一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这时有意拖延，袒护汪派。这激怒与汪派势不两立的胡汉民。他们认为蒋反复无常，偏袒与共匪有来往的人，无法与他合作，表示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国民党中与蒋介石一样有可能问鼎国民党领袖的人就这样都被赶走了，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成了唯一的候选人。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又通过整理党务案削弱其他各派的权力，把国民党的大权都操在自己的手里了。蒋介石的复职也在这次全会上完成了法定程序。至此，蒋介石才稍安下心来。
古今奸海蒋主席再度赚群雄
蒋主席再度赚群雄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分裂多年的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合二为一，成立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统一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战胜众多的对手，成为政府的首脑和党的领袖。可是，高兴不了几天，他的心马上就凉了下来。环顾政府各要员，竟有多名只挂名，不见影的。这对最高领袖来说，自尊心无疑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对这些人，蒋介石还不能得罪了。他们是握有重兵，割据一方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了不做空头司令，蒋介石决心采取措施整治一下。但一细想，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整治措施，一用到这些人身上就好像失去效用的炮弹，一点效果都没有。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握有重兵，可以仗此为所欲为，因此，要想整治政府，必须先消弱他们的兵权。兵权可是他们的命根子，能动吗？蒋介石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第二天，他就招来心腹吴稚晖、宋子文等人商量削兵权问题。经过充分的讨论，逐渐取得了统一的意见，就是以节约开支搞建设的名义实行裁兵。这样，各实力派就不好硬顶，甚至动武了。而自己也可平平安安地达到削弱他们兵力的目的。目标明确后，蒋介石马上发动自己的人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首先制订了一份《军事善后案》和一份《军事整理案》，准备由蒋介石带到北平与各要员讨论。
同时，还筹划了详细的宣传裁军计划，准备大造裁军舆论。宋子文担当宣传干将。他在1928年6月28日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请政府尅期裁兵从事建设案》，29日又通电全国：“欲裁兵必须立刻停止招收新兵”。接着他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重提裁兵的要求，他说；“全国每年军费，照目前的编制，共需经常费五万万四千六百余万元，临时费共需九千六百六十万元”，而每年全国“实际收入四万万元”，加新税也只能收入“四万万五千万元”，“自非重行厘定军制，大加裁汰，实无以苏民生之积困。”说得入情入理，让人觉得不裁兵就无以建国，解民困。宣传效果挺不错，许多人都支持裁兵、搞建设。
宋子文开了头，其他的宣传机器也跟着调动起来，一时间“实行裁兵”、“和平建国”、“严防腐化”等口号满天飞。蒋介石还亲自发了两个通电。给全国经济会议的通电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中正当与各同志一致努力，决不稍带私意，以负人民责望之殷”。给各总司令、总指挥的电文则说：“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我同志必当以真正之觉悟与全国人民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中正尤当竭其棉薄，与我同志共勉之。”
蒋介石就是这种裁兵的舆论氛围下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召开裁军整编谈话会。在会上蒋介石拿出他准备好了的《军事善后案》，要大家讨论。该案提出的具体裁法是：全国三百个师，裁汰二百五十个师，留下五十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全国共留八十万人。分全国为十二个军区，每个军区按比例保留军队。桂、冯、阎各占一个军区，蒋系除占有一个军区外，还以中央名义，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八个军区。
只要不是傻瓜，都能看清这一方案只对蒋介石有利。当每个军区按比例裁减时，蒋共有9个军区，他的军队都分散到这些军区中去了，这样按比例裁减时，被减的自然就少，即使有也多是些老弱病残的，而且其中有的军区还不够基本编额，不但不减，还能召新兵，这样一来蒋介石的总兵力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