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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被罢、陈东波斩，黄潜善的下一个目标便盯住了宗泽。宗泽也是主战派的中坚人物。他在元祐年间登进士第，曾担任过莱州掖县知县、登州通判。靖康元年，中丞陈庭等人曾举荐他做和议使赴金国，临行前曾受钦宗召见，他慷慨陈辞，意气激昂，凛然之气振憾龙庭，然而钦宗却以为这种刚直不屈的人会妨碍议和，免去和议使，遣知磁州。
康王在河北任大元帅时，任宗泽与汪伯彦同为副帅。他率领三军，屡败金兵，又多次劝康王集天下兵民，同仇敌汽，打退金兵。这些主张给黄潜善等投降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汪伯彦先玩弄权术，设计将宗泽赶离康玉左右，使宗泽从此不得干预帅府的谋议之事，同时黄潜善来到赵构身边，任副元帅。二人狼狈为奸，开始携手共害宗泽。
宗泽一心报国，离开赵构，率兵转战开德、卫南一带。他身先士卒，勇冠三军，战场上捷报频传，金兵闻风丧胆。（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宗泽奔赴南京进见。这位久战沙场的老将军以为国终有主，中兴有日，激动得泪湿征袍。他满怀希望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大计，高宗一度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想把他留在南京，共商大计。然而，黄潜善却十分害怕宗泽留在皇帝身边，影响自己的“宏伟蓝图”，百般陷害、诬蔑宗泽，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任襄阳知府。然后划河为界，割蒲州、解州之地，以此向金国表明自己议和的诚意。宗泽眼见万世基业要败于小人之手，立刻上疏天子、言明利害，其耿耿忠怀，天地可鉴：“大宋是太祖、太宗南征北战，血染征袍建立的，陛下应兢兢业业，勤政保民，传之万世，怎么能匆匆忙忙和议割河东、河西，送蒲洲、解州？自从金人率兵再犯，朝廷不曾派一将、出一师，只听奸佞之臣朝进一言说什么求和，晚进一语讲什么结盟，终于致使二帝北俘，江山蒙耻。臣忠心希望陛下明察是非，罢黜奸党，中兴王室，再造家邦。如今您登基四十余日，臣不曾听说欲行大令，却只见刑部指挥，说什么‘不能把大赦文书下到河东、河北、蒲州、解州，’这实在是夺天下忠义之气。臣虽年高驽怯，愿冒死率先，”捐躯报国！”宗泽的一片肺腑之言，令高宗心有所动，但黄潜善赶快不失时机地弹劾宗泽，高宗又动摇了抗金的决心，免去宗泽襄阳知府，改知青州。
金人以派使者出使伪楚（张邦昌僭号楚）为各派奸细去汴梁，宗泽明察秋毫，识破金人诡计，指出此名为使，实来偷察军机，应拘押在籍，开刀问斩。黄潜善赶快上疏说若杀金使必惹怒金主，届时金人领兵责罪，后果不堪设想，应命宗泽火速把金使放还，再另置别馆，优待有加。
宗泽还连上二十几道奏折，希望高宗还都开封。奏折经三省枢密院转呈，都为黄潜善扣住不发，并且每见宗泽奏折，都嘲笑他狂妄痴想。另一方面，他加紧劝说高宗，终于使高宗决定“巡幸东南”。
宗泽与李纲一样充分认识到义军在抗金斗争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时义军蜂起云涌，不下百万之众翘首以待破敌的官兵，因此他也力主高宗下旨招抚两河义军，共破敌军。他曾以逾花甲之高龄，单枪匹马去拥军七十万的王善义营中，劝服王善归附宋营，为国家立下赫赫功勋。他还派人招抚了杨进三十万之师，遣王彦的“八字军”渡河取关。他把这一无比巨大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以成中兴之业。黄潜善又一次从中作梗，他诬蔑义师是盗贼，诬蔑宗泽功高差主，还派亲信监视宗泽的行动。
宗泽有心报国，无路请缨，一腔热血兀自沸腾，终于优愤成疾，背上长了毒疮，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含恨离世。他无法忘怀九州未同，天分南北，去逝前还连呼“过河！”
宗泽死后，黄潜善派酷而无谋的杜方代替其职，从此朝廷上下之要职都由他的爪牙担任，黄潜善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他的眼前仿若一马平川，由他任意“驰骋”：内侍邵成章上疏指责他误国自专，被他除名，编管南雄州；御史中丞说他卖国售宠，被他罢了官；因为许景衡不愿依附他为好作歹，将之贬死；侍御史马伸因弹劾他，被其满为监濮州酒税，并死在上任途中。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十月，他和汪伯彦分别作了左右相，两人“珠连壁合”地拍得高宗晕头转向，他对群臣说：“潜善做朕的左相，伯彦做臣的右相，我还为国事操什么心呢？”其实，当时国事绝非高枕无忧，相反却危机四伏。金兵南侵，中原失守，黄潜善毫无谋略可言，专权自恣，壅塞言路，掩耳盗铃，根本不作任何军事上的准备，反而对高宗隐瞒实情，但凡误国失地，一概匿而不报。直到第二年正月，金兵已入淮阳、取鼓城，二月下楚州、陷天长、趋兵扬州，高宗才如梦初醒，仓皇逃窜。当时，黄潜善正同汪伯彦率同列听浮图说法，忽听堂吏大呼：“皇上已经走了。”这才慌忙换袍披甲，驱马南逃，置城中百万民众于不顾。城内死者相籍，怨声冲天、司农卿黄锷来到江上，军士们一听姓黄便以为是黄潜善，一时挥刃蜂拥而至，没等黄锷辩解就砍下了他的人头。可怜的黄锷成了十恶不赦的黄潜善的替死鬼，而黄潜善却追上高宗，逃到杭州去了，
古今奸海认贼作父的张邦昌
认贼作父的张邦昌
公元1125年，金太宗完颜晨一举灭掉辽国，紧接着便马不停蹄领兵南下向宋攻来。此时的宋徽宗却还在朝欢暮乐、寻花问柳、吟诗作画，做着太平梦，加之多年来对女真一直妥协忍让，并未采取任何军事防犯措施。金军一路夺关斩将，如虎入羊群，很快就占领离京城只有十几日路程的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到了此时，宋徽宗昔日的惆傥风流早跑到爪哇国去了，慌慌张张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恒，即来钦宗，带着童贯、蔡京由东京而毫州，再辗转逃往镇江，把一个乱摊子留给了他的儿子。
钦宗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登上皇帝的宝座，此时这个位子却不象太平盛世时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朝堂上下一片铲除奸贼抗金卫国的呼声。于是钦宗罢免了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任用主战派中坚李纲守御京城，擢张邦昌为少宰，宣布亲征。这似乎为国势阽危的北宋带来了一线生机，不期却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培养了一个掘墓人，那就是这位新任少宰——张邦昌。
张邦昌，宋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进士出身，官至司成。曾因训导失职，贬为提举崇福宫，知光、汝二州。政和末年，由知洪州改为礼部侍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任尚书右丞，后转为左丞，再迁中书侍郎。他虽心术邪佞，但因善于逢迎投机，一直官运亨通，深得徽、钦二帝宠信。
十几日转瞬即逝，金人已兵临城下。金人原以为宋朝君昏臣弱，取京城易如反掌，不想李纲守备有术，城池坚不可摧。统兵的宗望见一时不能得逞；又生援兵之策，派贝勒吴孝民前请来人议和。钦宗不辨真伪，派李棁、郑望之等人入金营和谈。金人要挟须索宋方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缎百万匹；割三镇土地、许亲王、宰相为质方可议和。本来孤军深人，已犯兵家之忌，金人势必不敢久留，而且再拖延数日，大兵四集，里应外合，金兵就嚣张不了几天。但宰相李邦彦、太宰张邦昌贪生怕死，不惜卖国求安，力劝钦宗答应这些屈辱的条件。李纲等一些大臣深为社稷担忧，向钦宗陈明利害。都城乃弹丸之地，百姓倾家荡产又如何拿得出那许多黄金白银、牛马匹缎？三镇更是国家赖以乎安的坚实之屏，割之于金，立国何依？无奈自古皇帝都是爱捡好听的听，钦宗求和心切，只信张邦昌的谗言，根本听不进李纲的话，他派康王赵构和张邦昌为人质入金求和。
靖康元年（公无1126年）二月，北来大将姚平仲打算率兵偷袭金营，生擒宗望。不料，消息泄露，金人严阵以待，宋军大败而散。这一下可惹恼了宗望，他提审康王和张邦昌，怒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张邦昌以为宗皇定杀己无疑，吓得手足无措，泣涕交颐，连说平仲夜袭绝非朝廷本意。大概宗望一来看张邦昌哭得可怜兮兮，心生了“同情”，二来觉得这个软骨头日后尚可为金人所用，就暂且饶他。朝廷里钦宗以为张邦昌辩白有功，加官太宰兼门下侍郎，并亲签了割三镇协议，送肃王赵枢为人质换回康王和张邦昌，又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罢免了李纲。
钦宗的屈辱投降之策激怒了众多的爱国之士。太学生陈东率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伏阔上书，要求复李纲之职，数万人群起而应。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又恢复李纲的职务。金人忌惮李纲的智勇，又顾虑耽搁日久；援兵到来，得了钦宗亲签的割地协议就撤兵北归了．经过这一场风波，钦宗和张邦昌在对待金人的态度上越发情投意和了。。
金兵撤走后，钦宗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徽宗也回到了东京，又花天酒地起来。他们并没有居安思危，整顿军备，以妨后患。果然好景不长，宗翰又开始厉兵秣犯中原，北来再度陷入危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