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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东京，中途在静冈下车，“夜入地狱，得来年自新之暗示，平生第一大事也。卢骚忏悔录中亦云云”。二十日：“晨至东京，昨夜本拟宿静冈，因不能安眠，卒于十二时乘车来到东京，吁伤矣！……予近来之费用较之未病（按：指10月29日患伤寒病入爱知医院，12月9日病愈出院——笔者）前大有差异，不识予近来之消费，果为病故乎？抑假病之因而逞予下劣之私欲也！要之，予之精神上之堕落，至昨日而极。若由此不改入正路，则恐死无日矣！予之祖母、母亲、兄弟、叔伯咸望予成人；予之未婚妻某（按：指孙荃，刚于这年8月订婚——笔者）望予尤切。予而自弃若此，何以对祖、若母、妻、若兄？更何以对亡父于地下？……万恶之端（按：作者6月5日日记云：‘俗语曰，万恶淫为首，诚非虚语也’。——笔者）已开，从此而入地狱，极易易耳！当头被击，尚不能醒者，未足与谈禅，未足与上懊怜比山者也。生死关头，在此半岁中，诫之哉！”这里，日记称“平生第一件大事”，忏悔云“万恶之端已开”，《雪夜篇》记述的初次上妓廊，大概就是这件事，不过时间略早了二年。
二十多岁的青春，处在世纪末以来的性解放潮流泛滥的日本，被异性所吸引，“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的 事，就更是不可抗拒的了。富长觉梦先生在《回忆郁达夫·（39）阿隆》一节中，谈到这样一件事：“在名古屋八高读书的时候，他的下宿处有一个少女，名叫隆子。他为她写了诗，可见他心下是钟情于这少女的。当然，懦怯的，特别是在什么事上都有强烈的自卑感的他，是不会有什么表示的。表面上态度冷淡，心底里却燃烧着火。最后就这样搬出了下宿，离开名古屋去了东京。”稻叶昭二先生并在这段话后加了注，说明隆子姓后藤，引了作者赠隆儿的三首诗。这件事发生在《雪夜篇》以后的年月，《雪夜篇》亦未具体提到，本来不属本文所“说”的范围。但既承日本学者缜密研究以至于此，估计，富长先生依据作者《赠隆儿》诗及诗后附记而谈的，稻叶先生则是依据拙编《郁达夫诗词抄》的有关《编者按》而说隆子姓后藤的。诗既抽象，而十分抱歉，该《编者按》又语焉不详，颇劳推测，因此，这里就顺便补说一下，与《雪夜篇》多少也有点瓜葛。后藤隆子不是作者下宿处的少女。她家开设着小杂货铺，作者每次自当时的八高去名古屋市上都要经过，逐渐熟悉。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星期日，作者经过时曾在她家“购纸印数事。隆子嘱代买《寮歌集》四册，（作者）为之奔走半日”。当夜又去她家“告以已为定妥《寮歌集》”。这个讯号使作者第二天就“念隆子不置”，写了《赠隆儿》诗两首，并寄给了服部担风先生。这就是后来刊出在六月二十三日《新爱知新闻》上的两首。此后十余日内，过从甚密。作者诚然是懦怯的，但是不是“不会有什么表示”或者“表面上态度冷淡”呢？他有他自己传情的方式：他不仅送去了《寮歌集》，还送去花邮片，片上写录了Coleridge的诗——爱情篇的首节：
All thoughts，all passions，all delightsWhatever stirs this mortal frame
All are but ministers of love，
and feed his sacred flame。
以后又送去笔一支，西洋人物邮片二张，乾花一纸。并带去一柄扇子，一本英文集Golden treasure，要求她将其中的一节情诗亲笔书写于扇面回赠他。这天，他去得很早，看见他“发垂垂及颊际，衣睡服，晨妆尚未毕也”。经要求，隆子腼腆地低下头答应了。灵犀这一通，立刻把他的孤寂平静的学生生活扰乱了，“归家后如醉如痴，觉一日心忐忑不能定”。自悔不问一问她已经几岁了，又“私怨隆儿何以不以家系、学籍事问予”，又自宽自慰，“总为女儿含羞，不易动问故耳！”甚至“坐立不安，总觉有一物横亘胸中，吞之不得，吐又不能，似火中蚁，似圈中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为Venus所缚矣”！几天后，隆子果然为他写好了扇面，写的是另外两行日文诗：
ほのはゐ
朝日り君も松まご出ご人
ガぶし月ょオれむオすゐた
早在六月上旬，作者已决定回国省亲一次，向校方办好了请假手续，打算二十五日启程。二十二日晚他向隆子去告别。隆子问：“地久节还能留在名古屋吗？”二十五日就是地久节，这晚公园里将有烟火和音乐，意思是届时能同去玩玩吗？作者表示可延迟行期至二十九日动身。但到了二十四日忽然起了一百八十度变化，“午后至隆儿处取英诗集，与诀别，以后不复欲与见矣！”原来他在二十日就曾思前想后，不胜自卑：“予已不幸，予断不能使爱予之人，亦变而为不幸。此后予不欲往隆儿处矣！”几次欲别而不能，最后此念终于占了上风。隆子是否感觉出此意，这场诀别戏是怎么唱的？是明说还是暗示？就莫知其详了。二十五日晚他当然不再去公园，而是伏枕吟成了《别隆儿》诗，即以后发表在《新爱知新闻》上的那首，其末二句：“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并非虚指，是概括了这番经过的。于是他的归省，又提前在二十七日成行。那柄题有娟秀的日文——意为“望朝曦而思君矣，莫对残日而怀余”——多么美好的古歌的扇子同时带回国来，在“文革”以前，还一直保存在富阳老家里。事过情迁，作者返回日本以后，重读这段日记，不能无感，即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上书眉批云：“自十日起，至二十四日止，此十四日中予乃梦中人也。”此后，与隆子再无特殊往来，当然也无须因此而“搬出下宿”，继续在名古屋八高上学。一直到一九一九年，作者已即将在八高毕业，还与隆子见过最后一面：三月二十一日夜“归遇隆儿、梅儿（按：系大松旅社的一个女侍者——笔者）于途，为之自失者久之。”
此外，稻叶昭二先生令人感佩地向当年房东Kaku女士调查所记的另一个女人的事，是发生在《雪夜篇》以后更远的日子里的，本文是“说”不进去了，且容另文再说。
作者自一九一三年秋末东渡后，大概确是倾全力于补习，目前所能收集到的作品，除抵日之初写过二、三首小诗外，一九一四年整年不见有新作。一九一五年春，在一高预科时始见恢复写诗，并在上海《神州日报》发表，使得同班同学的郭沫若也认为他作旧体诗词“已经做到了可以标为‘行家’或者‘方家’的地步”了。 进入名古屋八高以后，写得尤多，初在八高《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一九一六年五月拜识服部担风先生以后，多数就在这《新爱知新闻》上发表。这两年内的诗作，笔者在收集、编订《郁达夫诗词抄》时大部分尚无法读到。感谢日本学者稻叶昭二先生精细收集，并于一九八一年接到拙编后郑重录示，才大致了解到这两年内的作品情况。
作者一生的旧诗，从数量看，在日本十年中所写占了一半以上；以气质言，由于生活遭遇之迥异，与回国后所写的另一半似颇见轩轾。但追求清新、超逸，讲究性灵、神韵的风格却是一贯的。此种风格的形成有个过程，而在抵日后的两年内就已开始了。这与他的读诗素养，艺术偏爱有密切关联。他曾为未婚妻孙荃选诗助读，号称“神韵集”，选的大多是唐诗。其中李德裕的《长安秋夜》：“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作者批注云：“态度浓浓，想见宰相举止。后半首清寂怖人，予最爱此等写法。”他劝孙荃多读晚唐诗，并说了一番道理：“晚唐诗人以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为佳。试取李商隐《无题》诸作而读之，神韵悠扬，有欲仙去之概。世人以其过于纤巧而斥之，误矣！诗必纤巧而后可，何过之有？！”
（1919年8月6日信）“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叉集（按：即温庭筠诗集——笔者）乎！”（《云里一鳞》）在清代诗人中，这时期，作者已经从当年的爱好吴梅村，承认《吴诗集览》对自己的“影响最大”，进而到了承认自己是刻意模仿吴诗的信徒：“弟诗虽尚无门径，然窃慕吴梅村诗格，有人赞‘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按：系作者作于1915年的《寄友·颈联》——笔者）为似吴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见1916年冬致长兄、嫂书）。对于独尚神韵的清诗人王渔洋更推崇备至，他教给孙荃：“王渔洋灞桥寄内诗云：‘长乐坡前雨似尘，少陵原上泪沾巾；灞桥两岸千条柳，松尽东西渡水人。’此绝句中格调之最上乘也，可法之。唐人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按：系杜甫诗《阙题四首》之三——笔者）诗非不佳，读之觉神丧气阻，无一往之深情，不可学也”（《云里一鳞》）。此外，他还看上了酷似吴梅村的陈碧城（文述）。到名古屋后，他除大量购读西洋文学书外，也买过《陈碧城绝句选》来读（见1917年12月11日、12日《日记》），还为孙荃选录陈的绝句多首：“陈碧城诗清新轻快，堪为女子师，是以录之”。其中《空庭独立偶书所见》：“秋阴如梦紫苔肥，雨后新凉试夹衣，坠叶无声帘不卷，斜风满院白蛾飞。”后二句他字字圈点，以示欣赏。所有这些都是他直言不讳的私房话，当日是怎么也意想不到身后的一天会因追溯其渊源而公布的，自然就用不着像中年后发表关于宋诗评价那样加些调味的“外交辞令”了。
近人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