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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校沿革》）。一九一二年整年停顿，不开学，则不论有无其他原因，他当然是读不成了。但他还是在学校附近的保安桥住了些日子等等。日本抄件中“住”作“寄寓”，大概住的是原校的宿舍。实在等得没希望开学了，他才又回家。不幸中途被盗。这是怎么回事呢，竟值得在这里记载？原来是桩盗案，还似乎闹得不小。作者曾告诉过孙荃夫人：他乘的是夜航船班，船行至三江口（之江、浦阳江、富春江汇合处）附近，突然有贼船靠拢，跳过来七、八个彪形大汉，手持利刃，威逼全船旅客集中至舱尾，然后洗劫一空。旅客都是从睡梦中惊醒的，只穿着单衫睡裤，冻得索索抖。作者还算机灵，慌乱中把剩下的十八块银元塞进了裤裆里，蹲缩作一团，银元才免于被劫。此外，除了几本破书，强盗们翻了几翻，丢在船头，所有铺盖行李，席卷殆尽。强盗们走了，航船续行中，旅客们又冻又恨，纷纷商议必须报官追究。而全船只有他是个读书人，一致公举他代表大家去告状，当夜写了状子。天明到家，告状的诸事具备，独缺一身见官的长衫，还是依靠能干的母亲向旧衣铺去贳借，才使他第一次见到了民国后的县太爷。报官的结果，在民国元年的乱局中，自然是没有下文。但这桩盗案却着实轰动了平静的小县城，大概留给作者的印象也太深了，因此，记入了注语。而作者抄赠给日本友人的抄件中，却不见记入，当然，这与日本人无关，多少亦有点忌讳吧。
同年九月，他因改入之江大学（育英学院）的预科，注语称“住江干者半载”。在之江闹学潮的事，《孤独篇》已有忆述。但之江大学本设在风景优美的闸口六和塔山上，他为什么住在江干呢？他在之江只读了两个月左右，为什么又住将半载呢？据此次学潮中与作者同时被学校开除的“强硬者”之一的王启说：被开除的共有十余名同学，当时团结一致，主张与学校干到底，因此离校后都搬到王启家开设在江干海月桥的过塘行里暂住。于是印发传单，走访报社，向社会呼吁，并打听到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来到了杭州，又集队到孙中山的住地去请愿告状。孙中山自然没有见到，告状也没个结果。闹了几个月，还是闹不出名堂。原来他是住在江干坚持斗争。最后，则如《圈外篇》所说，改入了浸礼会的中学，也就是设在石牌楼的蕙兰中学。这已是一九一三年（十八岁）的二月中了。
在蕙兰他只待了三个月，不到这学期终结就离开了。原因也没有说明。日本抄件中，这句作：“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学校，学英文，住石牌楼者三月”。他本来就有“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的想头，进教会学校的目的是学英文。但教会学校“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枝节细末的窒息”，使他太失望了。《圈外篇》说：“英文也已经把第三册文法读完了，若能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有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是他离开蕙兰时的想法。总之，他对杭州的几所学校，都大失所望，依旧回家去独居苦学。
以上，《自述诗》所述这两年内的过程，与杭府中学的停办，孙中山的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等客观事件，在时间上都是相符的。作者创作于一九二一年，被称为“自传式”小说的《沉沦》中，也有关于这两年的描写：“武昌的革命起来了。那时侯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以下一大段换中学堂的过程，虽然中学名称用了英文代号，如嘉兴府中称“K府中学”，杭州府中称“H府中学堂”，之江大学预科称“H大学的预科”，蕙兰中学称“石牌楼的W中学”等等，最后“出了W中学，他看看杭州的学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就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与《自述诗》所述也是极其相似的。
虽然，这两年，实际上只有一年零一、二个月时间断续地在家自学，但作者衷心认为“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这确是一串“苦学”的岁月。作者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的：“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校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只箱里，拿出了两部书来，一部是《石头记》（按：即《红楼梦》——笔者），一部是《六才子》（按：即《西厢记》——笔者）。”应该就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即嘉兴回来的暑假或者革命后家居开始之时。书箱因革命而开了禁，里面也当然不止这两部书。但大部分确是《三国演义》、《会真记》等旧小说、传奇和《当炉艳》、《牡丹亭》等杂剧以及《疑雨集》之类的香艳诗。这些书，在今天看来还着实够不上精神污染的黄色读物，但当时却是悖逆圣教的禁书，至少是非学子正业的闲书。尽管这些书都吸引着他的很大兴趣，在此以前，他也已读过不少诗词及其他文学作品，而这时他认真苦学的课本却是《资治通鉴》、《唐宋诗文醇》以及经、书、四史等正业典籍。因此，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的坚实基础还是在这段苦学时间里奠定的，并开始逐渐产生了他自己对文学的初步概念：“文亦多种矣：有言语动作之文；有韵律之文；有山川草木自然之文。自然之文，天地之气化也；言语动作之文，裸虫之制作也；韵律之文，人类之灵感也。所感不同，则所发之韵律之文亦异。述吾人之思想，表吾人之喜怒，足以撼动天地，震醒聋聩者，统名之曰诗。诗者思也，大者诗乎！亦大者思乎！”（《云里一鳞》）在各种文学现象中，他特别珍视的是诗。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诗，是指广泛意义的诗。对诗的这种见解，在他以后的文艺理论中，一直留着明显的迹象。例如：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诗论》中说：“诗的实质，重在感情。思想在诗上所占的位置，就看他的能否激发情感而后定。若思想而不能酿成情绪（按指喜、爱、怒、恶等等——笔者），不能激动我们人类内在的感情全部（按即撼天地、震聋聩之谓——笔者），那么这一种思想，只可以称它为启发人智的科学，不能称它为文学，更不能称它为诗。”同时也贯彻在他的文艺实践中，不仅是他的诗，始终遵循此理论，即他早期的小说，中年的散文、游记也都弥漫着浓重的诗的情趣，或者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诗化了。
对浩瀚的中国古典诗词遗产，他亦形成了自己的“诗论”：“诗之种别亦颇多：有忠臣孝子之诗；有文人学士之诗；有老庄之徒之诗；有黄莺云雀之诗。每饭不忘君父，流离颠沛，悲歌于柳荫泽畔者，忠臣孝子之诗也。云开北阙，人返南窗，挥泪葬花，含情弄月者，文人学士之诗也。曳尾泥中，放情濠上，忽而化蝶，忽而梦鹿者，老庄之徒之诗也。春日正浓，春花欲语，春草如波，春山如笑，高歌低唱于枝头云表者，黄莺云雀之诗也。”姑不论他的这种说法十分精当，不过他对各种诗别，也看不出有褒贬之意，但他劝孙荃夫人“而女子但学咏黄莺云雀之诗可耳”。只能说他对黄莺云雀之诗还是比较欣赏的，这正属于所谓儿女诗之一类。然而他对各朝诗风却已有渐趋成熟的比较：“盛唐诗不及晚唐之近情；宋人清诗不及元人之多致。”（均见《云里一鳞》），“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见1916年冬致长兄、嫂书）。他对唐诗的评价，与历来推崇盛唐，齿薄中、晚唐的传统定论颇相径庭。前已述及，他熟悉唐诗，但开始进入诗歌创作的殿堂，却受到多位清诗人的影响。在这一观点上，他与龚自珍的诗评，或者说承其影响，或者说同调同思，反正是说到一起了：“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才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龚定庵：《歌筵有乞书扇者》）龚子为中唐晚唐诗人翻案而“恕”，许为“名家”，是鉴于他们工于感慨时事，有所揭露；作者赞许晚唐诗人的，也正是他们的“近情”，道出了真实的感触。他对宋诗似乎从来就不甚喜欢，早年多次谈诗的书信中，只在一九一六年致兄、嫂书中见到过“在宋则欧阳永叔、曾南丰、陆剑南诸家诗可诵”的一语，此外，几乎言不及宋。他教未婚妻孙荃学习做诗，首先劝她读的是唐诗和清诗。半年后孙荃写了一些诗寄给他，他认为“汝诗已佳，然苦读诗不多”。因而劝她再读，给她送去的却是一本《元诗别裁集》：“此后可取元诗别裁集中之七绝读之。再三熟读后，诗风当能一变也。”（均见1918年3月28日信）这大概就因元诗多致。那末他如此冷漠宋诗，究竟意见何在呢？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发表 的《娱霞杂载》中才老实不客气地说出来：“张泌初仕南唐，入宋官虞部郎中，寄故人一绝……尚有‘扬子江头杨柳春’的遗味，至汪水云湖州歌中之‘京口沿河卖酒家，东边杨柳北边花，柳摇花谢人分散，一向天涯一海涯’则语意率直，真是宋人口吻。”有趣的是他一面说了出来，一面又觉得对宋人太“那个”了，故接着说：“诗分唐宋，并无优劣之意，不过时代不同，语气自然各异耳”。竟然来了个意在安抚宋人的外交辞令。“语意率直”难道是语气各异的问题吗？其实，此种评价，他内心是由来已久了。
在这段自学期间，读书苦学之余，他还有意地向社会学习，难能可贵地主动去接近农民。据了解，他着实交上过一些农民朋友。这些朋友只习惯称呼他的小名荫生，一直到他中年以后，每次回家，还都来看他，据其中一位名叫俞益生的说：他最喜欢听农事收成和生活琐事，以至迷信活动，婚嫁寿庆，因此，一谈就内容很多。但他得到的最实感的结论是赤贫和无知，农村已濒临破产。这使他强烈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自己的努力，也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