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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兄弟俩对于缺乏生气，缺乏有为之士的故乡，有着共同的感觉，并谆谆以立志为故乡争气相互勉励。这个小县城又是个基本上纯属商业性的消费城市，而主要的几家大商店，如当铺、钱庄、洋广百货、食品南北货商店等以及仅有的一、二家染坊、酿酒等手工业都是徽州帮，宁、绍帮等外地人开设的，本地人经营的只是些小酒馆、小茶店之类的，此外就是些摊贩了。大多数居民百姓“既无恒产，又无恒业”，不事生产，也根本无条件或者不想从事生产，连那些小本生意都不去做，或者是不屑做。由于普遍的贫困，消费水平的低下，仅能在生与死的一线上浮沉。——之所以说浮沉，是因为似乎还谈不上挣扎，顶多只在鼻尖底下的一点滴微小的利益上计较。如《青春篇》中所描写的，人们聚集在茶店里为了煤油是“三个铜子一提”还是“五个铜子两提”而激烈争论以至于动武那样。这地方还流传过“渡船舱里比豆腐”的事。当时县城大街上共有十三家豆腐坊，近邻农民清早渡过富春江上街来买三个铜子一块的豆腐，回到渡船里同伴间相互比较：甲家的豆腐块头大些，乙家的豆腐小些。买了乙家豆腐的人，宁愿再行回渡上街，不惜争论吵嘴，到乙家去退货还钱，再买甲家的。当然，对于哪家豆腐的大或小，整天坐茶店的城里人是最有研究的了，他们谈论、流传着这件事，还着实讥笑近郊人的市面信息不灵呢！
这就是作者回忆中的这个小城当时的真实面貌，至于居少数的几户中、上层人家，既有一点家产可资坐吃，他们的子弟也多数还是以整日坐茶店为业，或者更闹点吃喝嫖赌之类。但其中看来也不乏别具见识之辈，有人就讽刺这种游手好闲，整日坐茶店的生活为“数石板”，——因为县城大街是用大块石板铺地的，大街地面究竟有几块石板铺成，这些无聊的问题，只有每天上茶店闲荡的人才吃得空会去数呀数的——因而成为当地一句骂人的刻薄话而流传下来。郁达夫的母亲就是经常用这句话来大声训斥儿子的，她似乎最反感坐茶店，认为这是最没出息的。因此，郁达夫从小就不准上茶店去看看什么的，甚至不准一个人跑出大门去玩耍。
禁锢在家里，日常与他为伴的，除了厨下忙碌的翠花以外，就只有他的奶奶了。这位老祖母因郁圣山早故，三十一岁就守了寡，自怨命苦，从此开始了吃素念佛。她为人忠厚诚笃，把六岁的儿子郁企曾拉扯大，又读书成婚，是历尽了受气忍让的大半生的。岁月易人，她守寡、吃素的时间愈长，清静无为，看穿人生的脾气习惯也积累愈深。郁达夫的母亲闲谈时常回忆说：她嫁到郁家的当年除夕夜晚，吃完年夜饭，这位老祖母就将全家的收支债务和些微现款移交给儿子和她这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儿媳妇，讲了一些吉利话，次年起，也就是明天起要让年青的一代当家了，“小夫妻俩对着债券现款着实发了一夜愁呢！”从此，老祖母就不再干预当家事务，整天念佛念经。到郁达夫三、五岁，开始有记忆时，她已经吃素念佛三十余年了。
作者在全部九篇自传中对这位老祖母着笔不多，大概是认为对他的“内心变革”的影响甚微吧。其实，多少也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她长年枯坐在正中的客堂上方，嘴里不停地低念着佛和经，见了熟人点个头，打个招呼也从不停止嘴里的念叨，脸上总是那样毫无表情。但她的内心里却是热乎地疼着三个孙子的。她能看穿、不问不闻别的世事，而对儿孙们的一病一痛、读书离家却是事事连心，甚至一反惯例，忍不住要出面干预的。她反对长孙出洋留学，为的是飘洋过海风险大，从此不能常见，最后拗不过坚强的儿媳妇，着实动情地哭了几场。她有时为丧事人家去念佛，赚到几角小洋，都要兑换成铜板，以便留着给上学后的小孙子作每天放学回来的惯例钱三文。她自己别无嗜好，但有洁癖。她的布衣布裙，孙媳妇为她洗净了也是不算数的，还得自己重来。每次出门去庵堂庙宇念佛，她一身上下，即使上了补丁的衣裙，也净无纤垢，裙褶挺显。而且每次还必须拿两面小椭圆镜子放在楼板上，前前后后，照了又照，务使布裙的前后下摆高低相等她才放心地下楼出门。孙儿们对老祖母也是十分热爱的，每当祖母和母亲有点婆媳龃龉时，孙儿们尽管不敢参与、多嘴，感情上却清一色地都是祖党，没有一个属于母党的。孙儿们长大以后，每次从日本或外地回家，夜夜都要陪侍在祖母床头，坐谈到深夜。有一天早晨，老祖母双颊绯红地悄悄告诉孙媳妇：“昨夜孙子坐得介长久，害我内急实在急煞，差点儿要熬不住了！”把孙媳妇笑个前仰后合。这位洁身成癖的老祖母从来不兴在人前，哪怕是孙儿前说出要去大、小便等未免脏了牙齿的话的。老祖母不识字，郁达夫到日本之初曾给她寄来了亲笔绘制的图画以取悦老人。这是画在一张三十二开普通练习簿纸头上的钢笔画，画的是一个光头和尚的盘腿坐像，身穿袈裟，手持佛珠。面貌有点像自己。右上方题着“东方隐僧佛像”六个字——郁达夫幼小时名叫荫生，取谐音为“隐僧”吧！但左上角写有一行英语：“He is love（应为lovely）”（他看上去有多好——笔者），背面也写有一句英语：“All have been told， he hasn’t hope in the world！”（话说尽了，他对世间并无希求！——笔者）。这两句英语大概不是给祖母或其他代念信札的人看的吧，则是否他自己亦有所感触呢？郁达夫也给祖母特意写过纯白话体的通俗信（当时通用文言体），他知道祖母只能让别人念给她听，通俗就容易听懂。信中说：
“奶奶：长久勿见面了。想想看，实在是想归来。因为夏天路上勿好走，并且回来了之后，又要到日本来，恐怕到了那时候，奶奶又要酸心，所以勿回来了。”
“奶奶无钱使用，我也知道。但是我在日本，寄钱又寄不来，并且我也没有多少钱好寄与奶奶。我虽然为奶奶伤心，然而也不能为奶奶出力。
“今年大哥似乎要想回家，到了大哥将要回家的时候，我教大哥私下交付五十块钱与奶奶就是了。
“奶奶顶好勿要管母亲的事体，随她去说长也好，说短也好，总教装聋装哑，勿去听她就是。”
老祖母接到这样的信该是十分安慰的吧。一九一七年夏，郁达夫去日本已四年，第一次回国度假。七月二十日的日记载：“午前为祖母送香篮至后土祠，诸巫女皆赞予孝祖母，大笑。”短短的一行记载，充满了祖母的满意，旁观的佛婆们的欣羡，以及他自己为亲爱的祖母做了好事，尽了孝心以后的喜悦性情。可以想象，《青春篇》中叙述的阿千带领他冒险出游，最后到了真觉寺祖母那里，吃完中饭，下午归来的情景：小孙子拎着香篮，伴着祖母，在西晒的斜阳里，穿过荒芜的城垛小北门，一老一小，心里都充满着祖孙融融的喜悦走回家来——简直像是一幅哪位艺术大师笔下的风情画！
阿千是坐茶店的专家们正在培养着的接班人。惜乎这个活泼可爱的人物已无可查考，当地在很早以前就无人知道他了。不过，与他类似的人是有的，后来也果然接了坐茶店的班。但作者并没有把阿千同坐茶店的“蟑螂”放在一起。作者纪念他，记录他带领作者的这一次伟大的游历，是因为正是他鼓励作者大胆逃出被禁锢在小墙院里的笼鸟生活，尝到了“野鹜无粮天地宽”的无限滋味，开始了叛逆个性的第一声。又因为正是他带给作者美好的青春幻梦，进入了自由、光明、丰富、灿烂，鄙夷一切丑恶的梦境之中，萌发了追求解放的执著意念。阿千给予作者的并不是茶店酒馆里的“英雄”榜样，而是照亮心灵的启蒙曙光，这一点，也许连阿千自己也不曾想到吧！
作者对故乡的茶店酒馆可谓感慨无限的了，他甚至不惜用“蟑螂”这样的字眼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但作者与茶店坐客中的不少人却是很有交往的朋友，特别是一起长大的同辈伙伴。以后每次作者回家，往往成为消息灵通的茶店酒馆里的头条新闻，友伴们就闻讯而至，无所不谈。而所谈愈多，感慨愈深，形成了“蟑螂”这个可怜而又可憎的小动物形象。如果要说这是厌恶的咒诅，则毋宁说是怒其不争的愤懑！作者在这一篇的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这个所谓“现在”，是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作者殊不知十余年后，以至他牺牲后的四十年代末还依然“在风行热闹”！一直到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的一九四九年，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郁达夫所无限感慨的茶店酒馆，才与反动王朝及其所依存的社会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
四 学 堂
当郁达夫四岁（1899年）的时候，在杭州府学堂读书的长兄郁华考取了光绪科院试的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当地的“报子”（一种专为考中人家报喜的人）“镗！镗！”地敲着响锣把“报单”送进家来，搭起桌椅，高高地挂在正中客堂的墙上。这种科举时代学子的殊荣，鼓舞着这一家子，特别是鼓舞着坚持书香传统的母亲，更使她深信自己是做对了，下决心继续督促二、三子。蒋伯潜先生于一九四○年为《静远堂诗画集》（郁华著作集）撰写的《郁曼陀先生传》中说：“先生少颖悟，太夫人督之严，从名师读……”，他以同乡后学的亲身见闻说明这位“邑里贤之”的母亲对于儿子们的上学读书从来是要求十分严格的。儿子们在她的严督下也十分用功。郁达夫于一九一八年写的《自述诗》第五首云：“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育疾正深。犹忆青灯秋夜雨，虚堂含泪看兄吟。”并有一条自注：“三岁丧父时余正病。然青灯夜雨，二兄坐灵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