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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密战-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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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2)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①
    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
    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
    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②
    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夫妻间谍”
    中统重用李茂堂,本来用于侦察陕甘宁边区;可是,中共却逆用李茂堂,反过来侦察中统。从专业角度说,这是一个“反侦察”的成功案例。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延安的保卫圈颇有一些间谍战的爱好者,布鲁就时常探讨:侦察、反侦察、反反侦察……间谍、反间谍、反反间谍……
    这“侦察”,就是我方侦察敌方的行动;这“反侦察”,就是敌方防范我侦察的行动;这“反反侦察”,就是我方针对敌方防范行动而采取的进一步侦察行动……
    当然,也可从另一视角说,敌方派来间谍,我方反间谍,敌方又反反间谍……
    说来说去,往往把人绕住了。都说布鲁抠名词,布鲁却乐此不疲。谍报战争越来越复杂,方法论也得跟得上去才行。
    一个复杂的间谍案件出现了。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一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
    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①
    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施……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双重间谍?”(1)
    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
    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
    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
    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
    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北洋大臣内帘办事”。
    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
    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
    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白区的隐蔽斗争更为深入,来自那里的人物更是忠奸难辨。
    一对风度翩翩的男女来到延安,男子叫做张醒,据说是托派中央委员,女人则是政治局委员项英的前妻,据说是个叛徒。中社部通知保安处,由陈复生将二人逮捕。
    一个叫做王文元的人从上海来到延安。王明的夫人孟庆澍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揭发:有个托派中央委员就叫王文元。中组部谈话后通知保安处,派秦平带人将其秘密逮捕。
    上海的民族解放大同盟遭到国特破坏,林里夫在当地找不到组织辗转来到延安。有人说他曾经留学日本,可能是日本特务。于是也关在保安处。
    白区党组织大多遭受严重破坏,有些人的真实面目就一时难以查清。
    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
    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
    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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