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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八路军炮兵营长匡裕民的案件，也由潜伏在保安队中的内线提供证据。边区政府正式批准逮捕凶手，解除保安队武装，国民党的县衙门立即瘫痪，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改为县政府，蒋龙涎也被“护送出境”。
有趣的是，国民党延安县政府被驱逐，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升官，1943年当延安副市长，1944年当延安市长。无论当国民政府的县长还是边区政府的市长，马豫章始终是共产党员！
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
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共产党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
第四章 拔除钉子
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三通”
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这两个局，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往。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
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通讯。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最初的人马有所长陈石奇，成员高继铨、朱桂芳、雍晋炳、林松、李石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人。
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同时，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讯。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于日本的地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之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
检查所对于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检查。可是，检查人员之中，除了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检查缺乏技术手段，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一孔窑洞里面，9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翻检大量信件。保卫部长布鲁不时上门辅导。一次，布鲁检查邮包，还被里面的老鼠夹子夹了手。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夹有密写！出身无锡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夏似萍、华明等姐弟三人一起来到延安，就读抗大。华明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脑子很灵，听毛泽东讲课，能够即时全部记录下来。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检查站看到，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可是，有封信却写道：“你们太傻，被醋泡了，用碘酒一擦就行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提醒检查人员，用碘酒擦拭信件空白处，果然出现密写内容！扩大检查，寄给华明姐弟的信件之中多有密写。检查站把密写内容抄下之后，把原信用苏打水还原，而后邮给收信人。华明与夏似萍大概都不知道家信有密写，回信也没有使用密写。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大都是关心孩子生活，还写了一些日军占领无锡之后的社会状况，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建国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①
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
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工资比新来的局长还高。通过这个信差，邮政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长，电信局长测验梁济的毛笔字之后，就收下这个学生当事务主任，每月工资法币40元。梁济从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是中统特务，电信局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局长等主要干部换成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就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后被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就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提供电信局内部人员的实情。原来，电信局初来延安的人员只有局长李钧一人是军统，其他人有的只是一般技术人员。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佐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②
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到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发回重庆的密电，也落入军委二局手中。
想来令人感叹。
国民党撤到台湾以后，五十年不肯与大陆三通，理由是自己处于劣势，怕共产党乘机搞情报。可是，共产党处于劣势的时候为什么不禁止三通呢？不但延安时期从未禁止三通，就是在苏区时期也从未与白区中断三通。情报渠道就在那里，你可以搞，我也可以搞，为什么一方要怕另一方？
不同的政策表明不同的气魄，不同的气魄来自不同的自信。
第四章 拔除钉子
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1）
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延安的对策是以攻为守。这攻，就不能只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要攻入敌阵。
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八办就格外重要。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是罗青长。罗青
长于1938年底从中社部训练班毕业，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兼管安吴青训班。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的夫人王平也是枣园三期毕业的，在八办管理保卫工作。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后来都成为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
罗青长在西安还有更深的隐蔽工作，担任吴德峰情报系统的副书记。吴德峰在西安的公开身份是长江日报记者，实际在西安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渗入国民党情报机关。邓宝珊的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杨主任是地下共产党员，给了罗青长一个中尉书记官的掩护身份。
安排罗青长到至关重要的西安负责情报工作，足见中社部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罗青长作风细密，思维清晰，记忆力奇佳，正是一个搞情报的好材料。组织上对罗青长的关心，甚至到了帮他解决个人问题的程度。“个人问题”，在中共组织中是恋爱婚姻问题的别称。罗青长本来有个恋人，也是机要人员，受命潜入敌区工作不幸牺牲。罗青长这次到西安工作，身边也需要有个女性作为掩护。对于这个很可能成为罗青长妻子的女性，李克农精挑细选，找了聪明俊秀的女机要员杜希健。两人同进同出，出没于西安城的大街小巷，边工作边恋爱，却也其乐融融。一次深夜返回七贤庄八办，突然遇到国民党特务搜捕，还一起躲避在黑暗的角落。假夫妻后来变成真夫妻，这段生活深深地刻印在罗青长的心中。每当西安有人来京，询问罗青长带些什么的时候，罗青长总是说：羊肉泡馍。那西安的羊肉泡馍，就是年轻人谈恋爱时的最佳美餐！
罗青长的西安生活又有极大压力——国民党特务时刻在威胁八办安全！1938年7月31日，西安八办的少将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不久，又有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四个看守火车站的人相继失踪。侦破案件，保卫八办安全，成为罗青长肩上的重担。
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
七贤庄一号，成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西安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视西安八办的积极性高到要大争大吵的程度！1939年，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设立特联汇报机构统管特务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自己一人手中。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却是一个老牌军统。常圣照接任后立即积极着手严加监视，在七贤庄八办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监视出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哨亭高出墙头可以看到七贤庄院里；在七贤庄对面的作秀女中墙后设立隐蔽的监视点，挖个小洞偷窥。监视组共派9人，3人一组，每组配备两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联汇报秘书处联系。每天晚上，监视组都向秘书处提供书面汇报。
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门外展开。
一天清晨，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