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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0年上半年才开始筹备四川全省科举。
有科举可考对读书人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科举和教育改革的实行，这一次四川科举所考核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还加入了算学、西学、兵学等内容。而且还在科举考试之前在《大公报》、《大明时报》的四川版上面，还有四川各府学、县学的大门口新树立的告示牌上公布了科举改革内容。又推出了一批内容简单扼要的西学、算学、大明律法和兵学书籍给参加准备参加考试的儒生当做复兴材料。但还是遭到了四川儒生们的强烈反弹——和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相比。这个时代的四川更加封闭。四川籍儒生士大夫的头脑也更为保守。而且因而对新学的反对声也远远超过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
不过这些四川读书人虽然反对新学。但是却很快学会了用报纸进行斗争的路子。而且还创造性的发明了贴“大字报”的方式！几乎每个县城的城门口都贴满了出自当地士林领袖之手的“大字报”，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攻击新学的。
紧接着，又有四川士林领袖在全国性的旧派报纸《学报》四川版上刊登文章，号召全川士子罢考，还要组织四川士子去应天府向朱皇帝请愿，要去尊孔崇儒，停止以西学乱中华之举。
变乱很快就蔓延出了四川，下一步同样要举行科举考试的贵州、广西还有还在军管下的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闻风而动。串联起来或上书官府，或聚众抗议。甚至连思想比较开化的湖北、安徽两省都发生了部分儒生冲击新式学校的事件。湖北巡抚常大淳还上奏朱济世，请求暂缓开办湖北官学堂和武昌济世书院。而在四川督军的韩四则密折上奏，请求出兵平乱，逮捕带头闹事的儒生，还要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这次的“守旧势力”的反扑虽然早就在朱济世的预料当中，但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这次四川的乱子究其根本还是皇上改革科举的步子太猛了，天底下的读书人一时接受不了。如今天下还没有一统，国外又有强敌环伺。国内还是应该以求稳为上。”
谨身殿内，首席大学士骆秉章侃侃而谈。骆秉章的思想也算是开明的。但是身为传统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对西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只是碍于朱济世的威权而不得不推动科举改革，现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让了。
丞相左宗棠却不以为然，出声反对：“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来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国’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实学，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两江、湖广、闽浙和广东的官员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来的，有几个能做事？连本乡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将来还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持西学，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不会做事情，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
右丞相郑洪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中下级武士的能力极为欣赏，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见所闻举例支持左宗棠。在他看来，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学水平并不比中国儒生差多少，但是他们的办事能力要强太多了，还能文能武，关键时刻可以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所以中国的儒学教育应该从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经验，重视实学。
骆秉章却恼道：“王爷，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连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
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吧。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裕丫什坷肟贾荩斜撑烟教旃亟宓拿缤贰Ｃ晒欧矫娴男问埔膊淮笪榷ǎ澈９刃蓝栽勖峭澈５孛嫔现趁竦淖龇ㄒ财奈宦劭次鞅薄⒚晒拧⒍倍蓟嵊斜渎遥绻械氖孔釉倌质虑椋椅Ｒ樱 �
身兼殖民地部尚书的郑洪显然也知道渤海国方面的抗议，摇头苦笑着。
刚刚当选立宪议会议长的刘鹏嗯咳一声道：“四川士子无非就是罢考，其实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事情对谁有利？还不是四川士子自己！他们不考，咱们就从外地调些府县官过去，继续用吏员治民就是了。儒斋先生，你说呢？”
现在保皇会已经纠集起了一批政客议员，在立宪议会和八省公局中的势力远大于正道会。而立宪议会的议员们并不是后世那种议会民主国家的议员，现在的大明还没有议会斗争的土壤，这些议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表达皇帝意见的喉舌而已——说起来朱济世为大明立宪议会所设计的“纳税等于代表权”的制度也是有挺大后门的。根据财政部的预计，大明帝国各省（兰芳算在广东省账上）当中，税收最高的就是广东省、南直隶省（含应天府），包括海关关税和盐税在内，光复3年两省预计的税收分别高达4600万元（其中兰芳大公国就有1200万）和3000万元，占到南方八省总税收的50％以上。
所以朱济世只要把持住这两个省的公局，就能控制住立宪议会的话语权，而这两省的公局又是以广州府、兰芳大公国、应天府、松江府等三府一国的公局为尊。因而大明立宪议会的控制权，其实就是由这三府一国所把持的，而这三府一国的经济命脉又被朱济世所控制！
现在刘鹏这个“民意代表”说话，众人自然沉默以对，所有目光都投向御座之上的大明天子了。
朱济世沉着声缓缓地道：“骆卿、潘卿，尔二人去四川一趟，听听士子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觉得变动太猛可以科举时间还可以再推迟一年。如果他们还不愿意考科举就不考吧！科举不考，四川的公局选举也不必进行，用军政治理就是了！另外，传朕旨意，凡是三族当中有欠税未交者不得担任文职官员，不得参加科举，不得参选公局和立宪议员！”（未完待续。。）
第569章 要整顿吏治了吗？求保底票票
听到朱大皇帝的决定，谨身殿内自然人人愕然。原本只是讨论四川士子闹事，怎么话锋一转又涉及到官员、士绅欠税的问题上了？这是要整顿吏治的前奏吗？
朱济世目光沉沉地扫视众人：“怎么？诸卿家里面的田地应纳之赋都‘注缓’了吗？”
所谓‘注缓’就是注明缓缴减收的意思，是自古有之的惯例，本意是为了照顾田产微薄的小民或是遭遇灾荒的农户，可以缓缴少缴田赋。基本上缓上几年就成了“积欠”，遇上皇家有什么喜事要做些“德政”的时候，就概免了。不过在雍正皇帝实行官绅一体纳粮的改革之后，这“注缓”减收几乎就成了士绅大户的特权。显官豪绅等大户，虽拥有千万亩田产，但却可以以“注缓”减收之名规避田赋，其缺额又被转嫁到只拥有微薄田地的自耕农身上。以至于地方吏员在征收田赋的问题上形成了“短价”与“长价”之陋规。大户减价交纳，谓之“短价”，小户则加倍称之价征收，以补大户之亏欠，谓之“长价”。然而不少势力雄厚的豪门大户尤不甘心，又以“注缓”名义赖掉了已经打了折的田赋。所谓官绅一体纳粮早就成了传说中的东西。
而大明复兴之后，许多制度都是承袭前清，所以不少清朝的陋规也原封不动出现在新明朝了——这就是不杀个人头滚滚的害处了，旧制度被大部分保留了下来，大明只能通过改革旧制度的办法建立起新制度了。
不过要改革旧制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还存在！虽然朱济世用“秀才为官”的办法，用有功名的儒生取代了原先的吏员。但是为了方便行政，采取了本地人当本地官的政策——现在各省官员数量比之过去清朝的时候增加十几倍，实行异地为官已经不现实了。所以各地为官者毫无疑问。都大半出自世家大族。即便不是世家出身者，也没有什么人敢侵犯世家利益。所以“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的局面，在新大明的土地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这种情况，朱济世当然知道。不过朱皇帝在大事未成之前也不能太过认真，因为那个时候大明朝的官铺子可没有现在的垄断地位，他的朝廷还需要汉族士绅的支持至少是容忍。
看到众人都沉默不语，朱济世叹道：“卿等都是朕的肱骨之臣，朕哪会和你们计较一些田赋？不过上行下效的道理卿等还不明白？朕的朝廷有几十万官员。有几个不是士绅大户出来的？他们要人人不缴税，这天下的税赋可就都要转到贫民小户身上，卿等就不惧官逼民反之祸？”他又叹了口气，“要不这样吧，卿等家中却是不够开销就来和朕说。朕出银子帮他把税缴上就是了。如何啊？”
朱皇帝的目光转向左宗棠，左大丞相躬身一揖道：“臣的三族当中没有人欠赋不缴。”
左宗棠为人不大上路。见谁都要压一头。要是再行为不正，早让人弹劾下去了！
朱济世点点头，又看着郑洪，延平王也说：“臣家里没有什么人，而且臣现在也没有田产，陛下所赐之田都分给昔日的弟兄了。”
郑洪没有亲兄弟。父母早就不在人世，几个儿女都小，还没分家。朱皇帝赐给他的土地都被他分给了衣食无靠的洪门弟兄了。当然他本人不缺银子，他的和顺公司现在是大明最大的金矿开采商之一。在兰芳和福建有很大的买卖，每年从金矿上获取的利益都在一百万元以上，区区万亩良田的收益真不在他眼睛里。
朱济世笑了笑道：“你的生意经不在朕之下，当然不会置田了……告诉诸卿一个商业秘密，其实朕现在除了兰芳的橡胶园、棕榈园之外也没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