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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地方稳定的同时，在杭州却不是那么风平浪静，反而让人感觉有些混乱。
混乱的不是城市运转秩序，而是在华东广场上，民主共合派也跑来请愿了，和专政帝制派发生了几次肢体冲突。
不过好在劝阻及时，没有酿成流血冲突。
在华东广场上，防暴警察已经用盾牌将两边的人群隔开，以免他们继续发生肢体冲突，夏钧拉开窗户往下看时，经常能看到双方爆发着激烈的口水战，各种当前的国骂充斥满场。
这些民意代表睡在广场上已经好几天了，而且数量还越来越多，但百分之九十都是专政帝制派代表，民主共和代表看上去少得可怜。
这些天这些民意代表就睡在华东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帐篷里，食物和水都是华东政府提供。
夏钧实在看不下去他们的骂战，干脆设立了一个擂台，让双方轮流派遣代表上抬进行辩论。
华东广场上记者云集，中外记者大多都把目光放在这里，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双方的冲突报道。
不知情的人看了报纸还会以为中国局势有些混乱。
两派的论战在华东广场上持续进行，涌现出了一大批擅长辩驳的民意代表。
在辩论之中，民主共合派十分被动，因为专政帝制派获得了一个利器，那就是夏钧在演讲时对民主的分析。
这本身就是被夏钧给否定的制度了，这些民主共合派还想搞，在理论上就输了一大截，反而被骂为国际资本的走狗，意图损害民族利益的败类。
民主共合派往往不知道该如何还击，只能在进行了民主之后政府是否会被国际资本所掌控的辩论。
但这基本上是在公然否定夏钧的演讲，反而让更多人加入了专政帝制派。
这样的公然的辩论自然传到了美国，中国基本上是把国际资本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挑明了。
之前中国禁止共济会在中国活动就已经是表明了态度，中国走的是民族主义道路，而不是国际资本的民主主义道路。
美国的舆论则开始抨击华东政府，不过美国政府却暂时不敢乱动。
英国和法国则是沉默，他们就属于那种向国际资本妥协的国家，但他们也是有主体民族的。
站在主体民族上考虑，他们是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道路的，但他们是向国际资本妥协的国家，因此他们也不会公然的发表支持中国走**道路的言论。
特别是法国，他们的民族主义强于英国，被国际资本掌控的程度低于英国，他们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中国走这样道路的支持。
法国一定程度上属于专政国家，是专政程度较高的一个资本国家，主体民族力量所占比例较大。
后世的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这是与他们的民族主义所分不开的，不过后来什么萨科奇上台，不断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代表着国际资本再次占据上风。
就在中国国内陷入国体分歧时，刘锦山等华东政府扶持商人发起了商人运动，大批主流商人在请愿书上签字，表示接受夏钧提出的各个观点，愿意坚持民族资本家身份，绝不跨越民族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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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第两百四十九章：约定，成则帝制，败则下野
同时这些民族资本商人表示支持夏钧专政，并许诺未来绝不干涉政治，愿意无条件支持政府的任何政策。
这些民族资本商人愿意在书上签字，表示着他们对夏钧的信任，也显示着夏钧的信誉程度。
此时的中国商人最重信誉，而夏钧的信誉绝对是中国最可靠的，夏钧竟然说出了支持民族资本商人的话那就是泼出去的水，板上钉钉的事。
要知道，国内的民主共和人士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商人，因为民主共和制度之下是商人掌权。
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商人以前很多时候也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支持政治党派的。
不过夏钧的演讲却如同当头棒喝，夏钧公然的表示不支持民主，那么最终的结果无论怎么争都是那么回事，这一点基本上大部分商人都是明白的，以夏钧当前的威望，要进行专政实际上很容易。
既然争也争不过，那还争什么？
而且夏钧的演讲也让很多商人意识到，离开了政府的支持和政策保护，他们很可能会被国际资本迅速吞并，到时候基本上是作茧自缚。
同时中国当前民族空前团结，很多商人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也自发的接受了放弃了民主诉求。
这些商人的大规模表态，在于华夏会的成立。
他们所承认和标识接受的各个原则，都是华夏会的会规，当他们在会规上签下名字时，代表着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跨越民族界限向国际资本演变。
也有很多商人不愿意接受华夏会，他们拒绝加入就因为会规，他们很多并不赞同夏钧所提出的观点，还在坚持着民主诉求。
这些商人很快就被拖入了整治黑名单之中，这种整治不是政策上的，也不会是政府行为，而将是以华东集团为首牵头的整治活动。
当一个商人拥有了一定的实力，那么必然会被华夏会找上门，他们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接受华夏会的规章制度，否则就会遭到联合抵制，从而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华东集团要整治这些商人很简单，因为夏钧手上有技术，此时的中国商业法制已经比较完善了饿，开始走向技术为王的商业体制。不过市场营销等等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不过在失去了技术优势的情况下，那些被整治的商人终究站不稳脚跟，就算不被整倒，发展潜力也基本上没有了。
而且真正要认真的去整倒某个商人，以华夏会的庞大的社会资源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过很多商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列入整治范围，这种整治并非是立即能爆发的，如果是政府出面打击，直接下一道政策就能整死一大片，那才是即时性的。
对于这些商人的整治，也就只有华夏会内部核心会员知道列出了一个表格交给了最高会长夏钧，其他的也就不知道了。
资本阶级的倒戈，很大程度上给了民主共合派一记釜底抽薪，失去了资本家支持的民主，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
在这场国体的抉择十字路口，西南军区军长蔡锷也被卷入其中。
多家媒体要求采访蔡锷，不过被蔡锷拒绝了，但要求采访的记者太多，蔡锷只得集中的接受了一次采访。
“请问蔡军长对委员长提出的观点有什么看法？”一名记者急不可耐的问道。
蔡锷点了点头，回答道：”委员长所提出的观点并没有错，我们中国是一个单民族国家，中国确实不适合走民主共和道路。“”据我所知，蔡军长以前一直是共和派人士，为什么态度会突然转变昵？”
“因为我们以前看问题太局限性了，不仅忽略了我们真正的民族文化，也忽略了我们中国的国情，只是单一的从谁强大就学习谁的角度去出发。”蔡锷回答道，近来蔡锷在听了夏钧的演讲内容后，态度转变得很快。因为夏钧剖析出了本质问题，让人不再是从表面上去思考。
“请问蔡军长，如果我们中国再次走上帝制道路，您的立场是什么样的？”很快记者就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蔡锷之所以会如此受关注，那就是他在袁世凯称帝时起兵’造反’，最后还成功了。
“我个人不支持帝制。”蔡锷首先申明了自己的观点，接着继续说道：“但我个人支持专政，如果委员长一定要走帝制道路，那么我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为什么昵…”记者问道。蔡锷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蔡锷的这种态度转变在于，夏钧并非袁世凯，当前帝制也代表着大多数国民的态度，单是从武力上的制止上来说已经不可能，他若是反对，西南军区的全体官兵第一个就不支持他。
再则，蔡锷不得不承认，夏钧如果当了中国皇帝，那么结果也不是坏的，最起码中国能如同夏钧在演讲时就**政体的分析那样，在初期高效率的发展。
蔡锷身为梁启超的首席大弟子，他的意见转变，很快给了梁启超很大的打击，就连梁启超也开始怀疑，中国是否真的不适合民主自由。
研究发现，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民族主义上面。
说民族主义是不好的，也说不上。
这让梁启超升起一种挫败感，同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如果是在清末民国初年，那么他的思想是很有市场的。
然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对外战争，大半个中国省份都已经被华东政府彻底整合，民族主义复苏速度之快，已经让的思想没有了市场。
现在把话挑明白了说，而且这些话是夏钧说的，以夏钧的威望，足以让大批知识分子瞬间接受，因此他的思想更加没有市场了。
此时坚持什么民主共和都已经是徒劳了。
梁启超只能退而求次，继续前去游说夏钧，意图让夏钧不走帝制道路，但支持夏钧走**政体路线。
梁启超的妥协，同样意味着中国国内的民主共合派的衰弱。
夏钧再次会见了梁启超之后，对是否走帝制道路又有了一些的考虑，虽然此时直接走上帝制道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此时的思想还是不够统一，一旦走上帝制道路，同样也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动荡危机。
而走元首制度则没有这个顾虑。
但不走帝制道路，则不利于民族复兴和国际霸权的望造。
天朝，天朝就是代表着绝对的权威，谁敢不服天朝，天朝当可随意惩戒。然而这夭朝自然得有一个皇帝。
“我提出两点要求，不知任公可否接受？
若是任公接受，则我便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