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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这个年代，一个国家之所以强大，其组成部分也与古时愈发不同，在往后的年代，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有多少钱，也不在于有多少兵力。
而国民意识逐渐成为一个强国的显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气运如何，与国民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国民人心涣散，毫无信仰，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就是非常垃圾的，公共业力层以败业为多。
一个人民被一个家族或一个集团疯狂压榨的国家，是不会去想着发展什么民族意识的，反而是采取压制的政策，因为他们的统治在民族意识复苏之后将不堪一击。
而像日本那样的国家，他们也是靠疯狂压榨人民而发动战争，但他们不是某个家族或某个集团以谋取私利的目的去压榨，他们为的是扩张的理想，他们的人民就算过得不太好，但很多时候依1日支持政府，而他们支持政府的原因则是在于极端的民族意识。
这就是其中的不同之处，一个不允许发展民族意识，而另一个却是得靠民族意识而维持，这只在于是为公为私的问题。
人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将他们身上剥夺的利益用在他们认可的地方，他们依1日会支持政府。
此时的华东七省已经发展出了民族意识，而政府并非靠疯狂压榨人民而生存，因此民心凝聚之强，古来未有。
且民智渐开，国民素质不断提高，正渐渐向着世界强国的方向迈进。
相比之下，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的人心则有点乱，随着中国各省多华东政府的认识的逐步加强，并且华东政府所取得的威绩此时也越来越好，人心显得有些躁动。
特别是前来华东求学的学子越来越多，一些回到北洋治下的省份后，对北洋的各种行为愈加不满。
所谓货比三家，此时中国备省同样在对比北洋与华东的不同，华东此时经济、军事飞速发展，在社会福利上更是开始赶超备列强。
袁世凯在这个时候不顾有～个华东政府的存在而称帝，因为他现在已经57岁了，袁家男人皆活不过60岁，袁世凯深怕他不用几年，也许就是几个月后甚至是几天后就名赴黄泉，他已经座上总统宝座了啊！可却没几天可活了。
没钱人死了就死了，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而那些有钱人，死的时候眼睛还睁得大大的，那么多钱都带不走啊！他们还没享受够就这么死了啊！
袁世凯显然就属于后者，他希望借助称帝，以龙气加身，来延长他的性命，这种说法很迷信，但也不尽然，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些人完全相信，一些人完全不相信，一些人则能洞察其中玄妙，即相信有这种现象，但却不相信还会出现，因为此时已经过了某种特殊的历史时期。
就好比驯养一条狗，起初让狗去把一个东西咬回来，自然要给点甜头。等狗养成这个习惯只后，就不用给甜头了，不把东西咬回来反而要挨顿打。
当皇帝能长命，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确是有的，袁世凯相信这种说法只是太盲目了一些。
另外袁家大公子袁克定去找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说他有四十年的皇帝命，因此竭力怂恿袁世凯称帝。
也许两者皆有，才让袁世凯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袁世凯称帝让很多人愕然不已，上次梁启超去见袁世凯，袁世凯对梁启超说：“我是做一世皇帝而断子绝孙呢？还是做万代皇帝而福荫子孙呢？”
梁启超当时怔住不知该如何回答，袁世凯又对他说：“我有十几个儿子，任公最善知人，代我选一个可做皇帝的，不至连累掘我祖坟者，我再称帝。”
袁世凯的意思是说，我那十几个儿子里没一个能当皇帝的，老大是个残废，老二是个名士，老三是个流氓，其他的就更不成气候了。
但现在想来，袁世凯当时的一番话，其实说得很笼统。他没说称帝不称帝，反而表露出强烈的称帝**，只是说有所顾虑罢了。
但反复的听袁世凯这话，貌似两者意思都可以解释得过去，可谓是空话中的空话，套话中的套话。
梁启超反应过来后愤然不已，南下来到杭州邮电局，与已到达云南的首席大弟子蔡锷联络。
杭州邮电局设施齐全，电报、邮寄等服务项目齐全。
梁启超作为当代大文豪，又是共和派领袖，用个无线电还是没问题的，就算是在华东政府，他同样拥有不错的人脉。
像章太炎与梁启超就有些交情，虽然不深，但通过关系借用个无线电台还是没问题的，夏钧对此没表态，却是放任梁启超与蔡锷联系，并且还让人给他配备了一个专门的电报室。
此时中国的电报技术大有发展，华东自治政府已经将无线电台在备省普及开来，不再像辛亥革命之时，一封电报还延误个七八夭。
夏钧却是等着看好戏，对袁世凯称帝一事没有任何的表态，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事一样，而华东七省舆论却是闹翻天了。
报界开始对袁世凯大加攻讦，那些之前支持帝制的报纸依1日坚守着阵地，但他们认为袁世凯不配做中国皇帝，是对国人人格的一种侮辱，并强烈要求下台。
华东自治政府此时却是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备部门都是一律缄口不言帝制之事。
而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则对时局的变化失望无比，枉他们之前在报纸上给袁世凯大造舆论，还给袁世凯进献了那么多钱，图的不就是袁世凯让位溥仪小皇帝吗？
现在好了，袁世凯撇开溥仪小皇帝，自己要当皇帝了，这让他们一个个都咬牙切齿的对袁世凯痛恨起来。
就在袁世凯宣布将要称帝的第三天，杭州却发生了游行。
一大群师生走上街头，强烈反对袁世凯称帝，并要求政府制止袁世凯的行为。
以至于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游行民众一个个拿着小旗子聚集在华东广场上，要求华东政府能够在此时站出来。
这些民众情绪有一些不太稳定，不过并非把矛头指向华东自治政府，因此现场秩序很好，没有发生了什么警民冲突。
夏钧拉开办公室的窗帘往外看，见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不由纳闷的想，“我靠，怎么搞的？”
他可是看热闹的，怎么把华东民众都卷进去了。
这可不是好兆头，现在可是埋头赚大钱的时候，搞个毛的游行啊！
夏钧不得不把游正斌叫来，下令各部门严守中立。接着夏钧在《复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中夏钧完全不对帝制问题做太多的关注，而是警告备学校师生不要在此紧要时刻扰乱秩序。并且就当前时局之重要性做了详细的论述，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要快快赚钱的时期，还是一个要为打赢山东战争而备战的时期，华东自治政府之外政治将不在考虑之中。
这篇文童刊登后第二天，游行人群就散了。
委员长说话还是很管用的，特别是当前特殊之时局，华东自治政府也表现出了无心参与内斗之意。
云南，蔡锷已经到达云南半个月了。
此时的云南都督是唐继尧。
唐继尧字冀赓，汉族，云南会泽人，1883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1904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六期。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于日本土官学校。次年回国。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蔡锷指挥的昆明重九起义。
唐继尧可谓是蔡锷的老部下，二次革命时蔡锷站在袁世凯一边，唐继尧也出兵攻打四川熊克武，并将其几百。
虽然蔡锷回归云南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危机，但很快便打消了顾虑。
蔡锷这次回云南显然不是为了取代他的位置而来的，而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来，作为蔡锷的老部下，唐继尧自然是支持蔡锷的行动的。
而且唐继尧发现，蔡锷貌似得到了华东政府的支持。
五百万元的巨款，蔡锷平时并不贪财，就任云南都督之时不见有什么以权谋私的举动，显然是蔡锷拿不出来的。
而且蔡锷来云南时，还有一个连的兵马保护，这些人虽然没穿军服，但显然是华东军的人。
另外云南华东商馆也有所行动，蔡锷前去拜访之后，从华东商馆那里要到了一批价值千万的军火。
回到云南的蔡锷因是云南掌权者的老上司，威望本身就高，加之有华东自治政府的支持，并且没有收权的意图，因此蔡锷很快得到了这些老部下的支持。
自收到袁世凯称帝的消息，蔡锷在云南加快了发起护国战争的准备。
6月27日，蔡锷、唐继尧等人于昆明通电全国云南独立，并附带榜文一篇：”备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备商会、各学校、备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威，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瀹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逆，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近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