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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高尔基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他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的那样，高尔基性格上较为软弱。
高尔基在意大利过的并不好，由于曾经支持苏联革命，他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他的厨师就是意大利警察局派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变立场，表达出想要回国的意愿。
高尔基在苏俄国内和国际文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斯大林都承认无法估量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需要高尔基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
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高度赞扬高尔基做出的贡献，称他是“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在苏联全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以最高规格欢迎高尔基回到苏联。
回到国内的高尔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住在斯大林住所附近的别墅内。
在他的日记和私下里的信件中。称呼斯大林为“主人”，在文章里极力的赞颂斯大林。
“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伊里奇的人。”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林子轩不去管以后的高尔基怎么样，在1926年，高尔基还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可能正在观望苏联国内的局势，等待时机。
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就够了。
由于没有得到高尔基的授权，万象书局不能出版这本书籍，在苏联都是**，只能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看到大概的内容。
西方国家对于高尔基的言论非常关注，想要找到并不困难。
于是，林子轩采用“引用”的方式阐述了高尔基的观点，在文章中大篇幅的提及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让中国读者知道在苏联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歌颂苏联，也有清醒的人看到其中的问题。
这套苏俄丛书的出版也算是“不合时宜”，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才更有价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光明就有黑暗，一味的歌颂，或者一味的批判都不够全面，想要认清楚这个世界就不能只看一面。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把阴影的那一面展示给人看，因为有太多人关注光明了。
和扎米亚京的预想不同，这套丛书和林子轩的序言一经出版，便热销起来。
扎米亚京低估了中国读者对于苏联的兴趣。
刚好，胡拾引起的讨论余热未消，中国读者对苏联的热情未减，他们虽然不能亲自到苏联看看，却能从书籍中寻找答案。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并不多见。
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报纸和中国学者的游记来了解苏联的情况，包括一些零散的翻译作品，这是因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上海租界当局都严禁苏俄书籍的出版。
林子轩的这套书籍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书籍的内容并非是赞颂苏联。
在读者看来，这套书籍和他们以往看到的不同。
他们以往看到的都是歌颂十月革命的报道，让他们热血沸腾，这套书籍则大多是冷静的批判，描述了革命中发生的诸多问题。
他们还从中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尔基。
连高尔基都跑到国外去了，那这个苏联好像真的有问题。
同样的，这套书籍受到了不少人的抨击，他们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苏俄的反叛分子，自然会说苏联的坏话，而高尔基只是到国外疗养。
但高尔基的确批判过苏联，发表过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于是，一场有关高尔基有没有批判过苏联的话题在中国争论开来。（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二章 千古大案
这次的争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口舌之争。
林子轩拿出西方媒体对高尔基的报道，他们会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对高尔基的诬陷。
即便林子轩找到苏联的学者证明高尔基的确写过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也不会被当成证据，或许会说是林子轩找来的托。
而且，高尔基在苏联发表文章的报纸和书籍早已被禁掉，根本找不到。
除非是高尔基本人站出来承认他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恐怕那些人才会相信，当然也可能说这个高尔基是冒充的。
反正只要想反驳，总能找出无数个理由来，所以说，这是一次无谓的争论。
然而，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在中国的争论却对苏联产生了影响。
苏联在中国投入不小，又是投资广州国民政府，又是支持冯羽祥，自然对于中国国内的情况非常关注。
苏联人注意到了中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的争论，并汇报给国内。
斯大林觉得不能放任高尔基继续待在国外了，万一高尔基乱说什么，对苏联在中国的事业会造成极大破坏，甚至会在国际上产生严重影响。
于是，他派人和高尔基接触，想让高尔基回到苏联，加以控制。
林子轩的行为无意中加速了高尔基返回苏联的时间。
7月份，宋家三小姐从广州归来，带回不少礼物，看得出她在广州的日子过的很不错。
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对于那位蒋先生的考察应该是结束了。
答案不言而喻，从她的脸上便能看的出来。至少两人应该有了默契。
这一年，蒋先生年届四十。家里有原配夫人，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妾。
宋小姐不到三十岁，尚未出阁，美国留学归来，精通数国语言。
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甚至是多个家族的事情。
蒋先生根基未稳，需要继承孙仲山留下的政治遗产。宋家和孙仲山的关系谁都清楚，而宋家也需要蒋先生巩固地位。
这是合作双赢的局面。
只要宋家三小姐同意，蒋先生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前提是蒋先生和原配离婚，舍掉小妾。
因为蒋先生是浙江奉化人，所以这件离婚官司的断案人是浙江奉化县的县长徐至圭。
有一天，徐至圭的同学来看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神神秘秘的给同学看。
那同学一看，原来是蒋先生和原配夫人的离婚协议。
徐至圭开玩笑的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
那同学也有趣，接茬道：“贵老爷若是在这份文书上批‘不准’两字，必定名扬千古。”
这只是两人私下的玩笑话，徐至圭不会不识趣。
蒋先生在《申报》上刊登了离婚启示：“毛氏发妻。早已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林子轩知道这位宋家三小姐向来不甘于平庸，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1926年7月9日。那位蒋先生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从而揭开了这场统一中国的战争。
此时，吴佩浮部占据两湖、河南京汉路沿线。兵力号称二十万。
孙传方部由闽、浙、苏、皖、赣军阀组成，号称“五省联军”。兵力亦约二十万。
奉系军阀张座霖统领北平政府，盘踞京、津、直隶、热河及东北三省，兵力约四十万。
身在山东的张宗倡也有十余万兵力。
北洋军阀的总兵力将近百万，而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只有十几万兵力。
可谓是实力悬殊，国民革命军的优势是这些军阀并不齐心，还有百姓对国家统一的渴望。
林子轩询问了宋子闻的情况。
得知宋子闻因为北伐需要筹措资金，较为忙碌，短期内不会来上海了。
他觉得坑美国人的事情还是当面和宋子闻谈比较好，便暂时放下了这件事，等到北伐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再说。
这时候，从英国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国际笔会的会员证件。
林子轩正式成为国际笔会的一名成员，印度的泰戈尔和苏联的高尔基都是笔会的成员。
有了这个身份，他能够在国内成立中国笔会中心，相当于国际笔会的分会。
有了分会，就可以通过分会和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建立联系，互相交流。
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一个分会，至少要有20名以上具有一定成就的、“在文学创作的某一特殊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只要承认“国际笔会宪章”上所规定的精神并承担它所规定的义务，就可以成立一个“中心”，即分会。
这个分会还需要向国际笔会申请，只要多数票通过，就能成为国际笔会的分会。
民国时期，中国的文学家太多了，短短时间内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可以说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但因为种种原因，并不被外界所知。
主要是作品翻译的问题，还有远东地区的国家不被重视的原因。
美国在1922年便成立了笔会中心，总部设在纽约。
笔会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会员的创作自由与权利；召开研讨会、读书会，使会员有机会交流经验；制定创作、翻译、出版计划；设立各种奖金和基金。
这和林子轩一直在做的事情区别不大，只是有了笔会中心更为规范化。
可以把中国的文学传播出去，也会介绍国外最新的文学趋势，设立中国的文学奖项等等。
他把这件事写信寄给了他认为有资格的中国作家，总要先凑够20个人再说。
包括蔡元赔、胡拾、鲁讯和徐至摩等人。
没想到这件事就此传开，不少文人觉得这是一个和国际文坛接轨的好机会，只要加入这个笔会就能和国际著名作家交流。
一时间，成立中国笔会中心的事情在中国文学圈子里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