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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林子轩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话题没有人接茬。
这个话题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问题，说不好就是路线错误，容易出事。
他们彼此看了看，氛围变得古怪起来。
终于，一位学者说话了，蒋京国翻译了过来，并提醒林子轩小心回答。
“林同志，你觉得怎么才能更快的实现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跨越？”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涉及到苏联国家政策的走向。
林子轩不能说你们不要实行计划经济，要实行市场经济，还要从西方国家引起先进技术，才能快速的发展，否则就会破产解体。
不说这些建议适不适合苏联的国情，他要是说出来必定会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奸细。
好在林子轩不是政治人物，他是一位小说家，不需要回答这么严肃的问题。
“我不懂经济，我想这需要苏联人民共同的努力。”林子轩应付道。
这句话让蒋京国和在场的人放松下来，没有人想惹麻烦。
接下来他们自顾自的交谈。也不去询问林子轩的意见了，担心这位中国文学家又说出什么让人惊讶的观点来。
座谈会结束，按照惯例，会有一份会议记录送到苏联的情报部门备案。
这是外国名人在苏联才会有的待遇，每一位苏联公民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外国人的言行。
林子轩并不在苏联情报部门严密监控的范围，只是稍微引起情报部门的注意。
毕竟苏联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林子轩算是小有名气。
会议记录被送到情报部门，有专业人员分析林子轩这段话的意图，这段话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苏联国内贫困现状的不满。
另一个要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定性。
从这段话还能分析出这位中国人认为苏联应该先发展农业，实现温饱，再发展工业。
这是对苏联国内经济发展政策的横加干涉。
这位分析人员觉得问题很严重，已经到了国家性质和革命理论的高度。
于是，他写上自己的意见。把情报呈递给了上一级部门。
上一级部门同样进行了分析，无法判断这位中国小说家的意图，特意请来了苏联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来研究这个“初级阶段”的问题。
一些理论家翻阅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最终发现，这个问题马克思没说过啊！
在马克思时代，讨论的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
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要不要采用这种阶段式的划分？
这些理论家做不了主。只能继续上报，最终被送进了克里姆林宫。
林子轩不知道苏联的情报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也没想到座谈会上的内容会被送到情报机关，他只是随口一说。
他继续自己的莫斯科之旅，和冯程程一起参观各种沙俄时代的历史古迹。
莫斯科怎么说都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像中国的西安和北平一样，有着不同时代的遗迹。
两天后，他受邀参加了一次苏联作家协会举办的交流活动。
主题是中国和苏联两国文学界的交流。展示苏联革命文学蓬勃发展的新风貌。
林子轩看了与会者的名单，没发现自己认识的作家。
他知道的苏联作家不多，有些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不少作家被驱逐到国外去了。
在1922年苏联发生了后来被称为“哲学船”的事件。
这一年，苏联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
1922年8月16日深夜。苏俄国家保卫局的行动队分别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与乌克兰地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搜捕。
搜捕的对象是当时俄罗斯最重要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与作家。
整场搜捕一直持续到8月22日，共有225名高级知识分子被列入搜捕名单。
这些俄罗斯知识界的精英在经过审讯后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被驱逐出祖国，去往西方，他们大多定居在柏林或者巴黎。
苏联当局认为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于这些**********的知识精英采取驱逐的方式，不像后来斯大林执政期间采取迫害的方式。
这是他们的幸运。
林子轩不认识这些苏联作家，这些苏联作家同样不知道林子轩是谁。
林子轩的书籍没有被翻译成俄文，他的小说不具有革命性，充满了资产阶级情调，在苏联根本无法出版。
这样以来，所谓的交流就成为一种形式。
苏联的作家们大谈革命文学，批判资产阶级文学，把西方的著作都批评了一番，只有那些赞扬或者亲近苏联的作家才能得到他们的好评。
林子轩没读过他们的著作，也就无从谈起。
他本来写了一篇稿子，想要谈一谈中国文化和俄国文化的渊源，看到这种情况，也就放弃了，而是说起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仅仅是泛泛而谈，他对这次的交流会不抱什么期待。
他们开会的地点在苏联的作家协会，交流会结束，有人带着林子轩参观作协的荣誉展览室，介绍苏联这个时期的著名作家。
展览室内挂着不少画像，每一位著名作家的画像下面都有他们写的书籍和获得的荣誉。
高尔基排在第一位，获得的荣誉也最多。
作协的负责人充满自豪的一个个作家介绍过来，其中有一位叫做扎米亚京的作家介绍的特别简短，只说了名字就结束了。
这倒引起了林子轩的兴趣。（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三章 看来你已经有了灵魂
在林子轩的脑海里有关于扎米亚京的少量信息。
这位苏联作家是和英国作家奥威尔，以及赫胥黎相提并论的人物，他们三人写了三部小说，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
分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
《我们》于1924年以英文在美国出版，《美丽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1984》出版于1949年，无论是《美丽新世界》还是《1984》都有借鉴《我们》的地方。
扎米亚京出生于1884年，毕业于彼得堡工业学院造船系。
1914年发表了小说《外省小城》，高尔基盛赞其写作才华，他积极参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两次入狱，三次流放。
可以说是革命的中坚份子。
俄国革命爆发后，他赶回俄国，发表多部戏剧和小说，成为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军人物。
然而，苏联成立后，他敏锐的察觉到新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写作了一系列批评的文章，因为批评新政权政策和讽刺现状被苏联报纸点名批评为危险的颠覆分子。
他于1920年创作了小说《我们》，受到了当局严厉的批评，禁止在苏联出版。
直到1924年《我们》的书稿才被带出苏联，在西方社会出版。
扎米亚京说过：“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
他从一位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变成颠覆分子，只是因为看到了问题，说了真话。
当一位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惟命是从的时候，他和奴隶有什么分别。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小说。写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
在这个未来世界里，居民已经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没有自己的名字，只以数字命名。
他们住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使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
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装，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
这个世界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
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
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配对，配对之后，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进行性生活。
王国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总是全票当选。
这就是扎米亚京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一个完全没有**和自由，规矩森严的社会。
主人公是一位数学家和工程师，他偶尔会偷看古代的**，发现那时候的人们竟然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
他的生活一直循规蹈矩，直到他遇到了一位美艳的女人，唤起了他心中的**。
他以为自己得病了，去看医生。
医生告诉他。你的情况不妙，看来你已经有了灵魂。
主人公吓了一跳。怎么会突然有了灵魂，以前一直没有啊。
他认识的美艳女人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在她的引诱下，主人公稀里糊涂的走上了推翻王国的道路，开始造反。
只是，造反不可能顺利。
当局宣布已经发现近期动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
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
主人公接受了手术，回复了原来的状态，向当局出卖了他的同党和爱人。
那些不愿意接受手术的人则被送入造福主的机器，化为一缕烟和一滩清水，就此消失。
主人公在最后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严格来说，放在西方社会，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