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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把舰队放在渤海湾里面，”巴夏礼坐在了紫色天鹅绒靠垫的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面前，他喝了一口苏格兰最好的威士忌，终于情绪变得平复，双眼眯了起来，那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官又回到了巴夏礼的身上，虽然如今的巴夏礼不过才三十岁，“看准了机会打上几个小炮台，也要对着中国的统治者们亮一亮我们的肌肉，不过这些，还是等着中国人回复我们的照会再说！”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
英方原本在广州要求入城的理由，是全面履行条约。其实真要入城，也未必有多少实际利益。从战争结束后，英国反而把领事馆从城内搬到更远的沙面，就可以了解其动机更多是在心理层面，而非实际的利益。清廷反对入城，主要是“严夷夏之防”的观念，认为外国人是蛮夷，怎可入华夏之邦？但修约要求起了以后，就必须要谈。叶名琛既不让入城，也不许见面，事情就走向极端化。
英军撤退后，南海知县华廷杰向叶禀报，行商伍崇曜与英国领事巴夏礼商定，在城外建一“公所”，英国人同意以后与叶名琛的会见，可在“公所”进行。叶名琛认为，这不过是英方退缩的表现。他“坚拒勿纳，毫无可商”。同时接连向咸丰帝发出：“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的捷报。咸丰览奏大喜，下旨说：如果英夷“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
英国人同意在城外建“公所”谈判，虽不是由他们自己说出来，而暗示行商转达。如果叶名琛接受，也许有打破僵局的可能。但他却认为英国人无能，而予以拒绝。就把外交的路堵死了。咸丰的谕旨实际就是不准让步，但也不要引发战争。这道谕旨清楚显示，朝廷没给叶名琛让步的权限。当然，叶名琛和咸丰帝根本不想让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的一方。（未完待续。）
ps： 日斯巴尼亚国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外务部将此事呈报给军机处，王文韶听后大怒：“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军机处某章京说：“日斯巴尼亚就是欧洲的西班牙国，并非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又板起脸来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鬼子有求于我国，恐怕我不答应而故意改个国名蒙混呢？即使按你说的那样，西班牙又称为日斯巴尼亚，可以一国两名，安知日本就不能一国两名呢！”说得那位军机章京暗笑而又不敢辩解。
三十三、天津条约（二）
然而叶名琛和咸丰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决计扩大战争。上院议员谴责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下院议员再提反对议案，以263：246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并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获胜。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特使，启动战争帷幕。英国还同时与法、美两国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的1856年2月，法国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当地官员处死，罪名是非法传教。法国记者伯纳布利赛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说：马赖神甫遇害“这一事件，激怒了法国天主教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也深感不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法国提出的道歉、赔偿等要求置之不理，“在巴黎引起愤慨”，法国遂与英国结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为特使，领兵东来。
、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伯驾，也于此时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但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出兵的要求，只答应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保持一致，并委派列卫廉取代伯驾，成为正式的驻华公使。与1856年2月，法国“马神甫事件”几乎同时，俄国也本着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派普提雅廷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廷缔结条约。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后，遂南下上海、香港，参与英、法、美的行动。一个广州入城问题，怎么会演变成这样空前严重的危机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时候。清朝下令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准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这些洋行被称做“十三行”。官府通过洋行的行商与外国人打交道。外商则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馆里，不得随意外出行走，更不许进入内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谈贸易，只能由行商转递他们写的信。这些信函不能用“递”给某某，或“交”给谁谁这样的字眼。封皮上必须用“呈”这样恭敬的词汇。信的开头也不能用平等的语气，只能用“禀”即“禀报”、“禀示”这样下对上的语气。用乾隆的话讲，就是上国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贸易，蛮夷小国没的东西活不了。开放贸易是对他们开恩，一直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上海、福州等五口开放，清廷只通过“十三行”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经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调耆英为两广总督。由此开始了两广总督例兼管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惯例。
中国历代朝廷都设立“理藩院”或“礼部”，对外的认识，只有“属国”和“敌国”。朝廷的对外关系就是，凡外来的都是“藩属之国”，只要按期纳贡称臣就可以了。与现代外交的平等观念，完全不合拍。设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之后，各国可以不再有和“理藩院”交往的不快，而外国人有事只能找两广总督交涉，使清朝皇帝仍然避免了与西方使节直接打交道的尴尬。但事情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清廷控制的范围。
清廷开始设立由两广总督管理各国通商事务这个体制的目的。是要将对外关系的范围，局限在贸易和商业中。清廷无意和各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也无意到国外进行外交活动。但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贸易的扩展。就非“十三行”时期可比了。贸易的扩大，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要求。入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靠硬顶能解决的了。
亚罗号”事件之后，英方扩大事态，要求入城。1854年，英国要求“修约”。稍后美、法两国也加入要求“修约”的行列。“修约”的核心条款，便是“公使驻京”。西方已不想跟叶名琛纠缠，他们要直接派外交使节驻京，与咸丰皇帝当面打交道。三国的行动，自然遭到叶名琛的拒绝。他们又转道上海，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以办理对外事务属两广总督职权为由，劝他们返回广州。英、美使节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要求谈判“修约”，当地官员仍告以天津非办理对外通商事务之所，有事只能回广州，与叶名琛商议。
1856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伯驾，在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商谈“修约”，再被拒绝后，转道福州，请求闽浙总督王懿德，代为向咸丰帝直接递交国书。王懿德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将美方国书由驿路递送北京。咸丰帝对此极为不满，训斥王懿德要让“该酋俯首帖服，起碇南返”。回广州找叶名琛去。
就实际而言，叶的方法已经是过时了。然而在咸丰帝支持下，叶名琛对西方要求一律强硬拒绝，各地官员也以对外交涉属两广总督权利，本地无从办理为由，劝其南下广州；这种做法似乎保存了上国的面子，但实际情形却是越来越被动。叶名琛就因为外国无论何种要求，都置之不理，致使一些使节在任期满后，国书都无从递交。两广总督处理中外交涉的体制，已处于危机之中。
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1857年11月，英国特使额尔金在平息印度兵变以后，抵达香港，英法联军也大体集结完毕。英军有战舰43艘，海陆军兵力约1万人；法军亦有10艘军舰。英、法军事入侵，俄、美外交配合的格局，已然完成。
大沽口位于海河出海处，溯河上驶约60公里，便是华北重镇天津。据清光绪年间《天津府志》记载，吃水约36米的船只，可乘潮由大沽河道直驶天津府城；吃水26米的船只，落潮时亦可直达天津。由此可见，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而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入侵者如果从海上乘船攻陷大沽，天津便指日可下。再由天津到北京，便是一片通途了。在军事意义上，大沽口的地位无须多言。（未完待续。）
ps： 阮文达打了胜仗获得许多兵器，将它们回炉熔解，铸成秦桧夫妇的塑像，让他们双双跪
在岳飞庙前面。
喜欢开玩笑的人便撰写了一副对联，分别系在它们的颈脖上。系在秦桧身上的是上联：
“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系在秦妻身上的是下联：“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
到今朝。”
互相埋怨，斥骂的神态跟对联内容合拍，栩栩如生。阮公拜谒岳庙，见了不觉开怀大笑。
三十三、天津条约（三）
清朝北方缺粮，每年约三四百万石漕粮，经大运河至天津再进北京。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等地后，运河漕运被切断。南方的漕粮便在每年初夏，由上海海运，经大沽再入天津。大沽一带还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区，盐税属清朝的大宗收入，从经济上看，大沽口的地位也很重要。
天津卫，大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