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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贼占山为王，对代北尚无形成任何威胁，代北镇戍军当然没有剿贼动力，纯粹是敷衍了事走过场，既不出工也不出力，应付一下，对上面有个交待就行了。雁门郡的首府雁门城距离灵丘四百余里，一路上崇山峻岭，荒无人烟，都是鸟不拉屎的穷山恶水之地，进山剿贼难度太大，倒不如守株待兔，只待叛贼下山劫掠，挖个坑就把他们埋了，所以雁门郡的剿贼是光打雷不下雨，声势造得大，但实际行动没有。
燕北那边内忧外患，形势非常紧张，而阴世师又立足未稳，需要优先处理的事太多，根本顾不上剿贼，另外他与李子雄有约定，双方有默契，在叛军出塞作战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他也不会剿贼，倒不是怕得罪李子雄，而是担心激怒齐王，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
如此一来，上谷郡的麻烦就大了，它剿贼的条件最差，它境内的鹰扬卫都去辽东了，境内的乡团宗团也去辽东了，境内的粮草等战争物资也送去辽东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当然它也不是一穷二白，它境内还有地方势力，“压榨盘剥”一下还是能勉强对付当前危局，但是这些地方势力不听官府的，都听豪门的，现在冀北幽燕两地豪门与白发贼达成了秘密约定，大家以燕北南北回易断绝为借口，纷纷赶赴幽州安乐郡，有限的人力和物资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离开了上谷，名义上去古北口边市进行南北回易，实际上是在等待攫利的大好机会，因此此刻官府就算“压榨盘剥”也榨不出人力剥不出物资了。
然而上谷郡又不能不剿贼。上谷与涿郡比邻，上谷的一举一动都在圣主和行宫的眼皮底下，你不剿贼岂不公然抗旨？就算罪名小一些那也是不作为啊。另外上谷郡是下等郡，面积较小，现在叛军占据了飞狐，拿下了蒲阴陉，境内的太行山区都在叛军控制中，山区边缘的城镇都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下，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于是纷纷逃离家园，形成了难民潮，而难民潮又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新危机，于是形势愈发恶化。这对官府来说罪责就大了，不能保一方平安，要你官府干什么？
圣主一怒之下，把上谷太守虞荷及郡府数名主要官员就地罢免。
虞荷出自江左虞氏，是圣主的亲信，也是改革派。圣主对自己的亲信痛下杀手，固然有杀一儆百、杀鸡儆猴的意思，但同时也说明上谷危机之严重，而导致上谷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剿贼不力，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把盘驻在飞狐的叛军彻底剿杀，不要说上谷危机化解不了，很快这一危机还会扩散到博陵、雁门、幽燕、代北乃至整个北疆地区，那问题就严重了，直接威胁到了长城镇戍安全，影响到了国祚安危。
圣主因此焦虑不安，愁眉不展。
这天深夜，涿郡留守段达急奏，古北口于九月二十四夜，一连三次急报，最终证实，李子雄、韩世谔和杨恭道于九月二十三攻占奚族的燕山蟠龙堡。双方建立联系后，据李子雄信使所述，周仲和来渊于九月二十二攻占奚族西南重镇白檀城，白发贼则带着主力大军于九月十八攻陷了奚族北方重镇鬼方城，同时还攻占了松山要隘，断绝了远征契丹的奚族主力大军的退路。如果李子雄信使所述真实可信，那么李子雄和白发贼就在安州战场上取得了较大优势，接下来他们只要抢在奚族主力大军撤回奚王府之前，攻陷奚王府所在的方城，则大局已定，胜券在握，安州基本可以收复。
段达随即对安州未来形势做出分析和推断。突厥人为了确保自己对东胡诸种的控制，确保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必定出兵支援奚族，帮助奚族夺回安州，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安州战事频繁，李子雄和白发贼立足未稳，应对吃力，虽然长城内会给予支援，但毕竟塞外作战，正好冬天又到了，大雪纷飞，既没有天时地利亦没有“人和”相助，困难重重，负面较大，因此段达建议，是否考虑在燕北方向给予适当支援，只要有效牵制一下碛东南牙旗的突厥人，必然可以缓解李子雄和白发贼所承受的重压，确保他们可以立足安州，赢得喘息之机，如此未来他们才能横扫东胡诸种，沉重打击突厥人的有力别部，以达到遏制和削弱突厥人的目的。
至于支援一事，段达也提出了一个建议，李子雄和白发贼若想得到长城内的有力支援，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赢得朝廷的最基本信任，而实际行动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把留在飞狐的叛军全部撤往安州，以幽燕的稳定和北疆的安全来换取长城内的全力支持。
段达认为，李子雄和白发贼没有理由拒绝这一建议，除非他们居心叵测、别有图谋，当然，如果他们别有图谋，那他们就是心腹大患，没有丝毫价值，朝廷就不能给他们以任何支持。这是原则性问题，不容妥协，不能退让。考虑到南北大战越来越近，必要时候，当机立断，干脆直接兵进安州，与突厥人正面交锋，由涿郡留守府来完成牵制和削弱突厥人的任务。
p》圣主看完这份奏章，没有任何喜色，脸色阴沉，心情极度恶劣。
前来呈送奏章的内史侍郎虞世基看到圣主脸色阴郁，眼神无奈而失望，当即意识到段达做了一件错事。
段达这一对策的确可行，毕竟有李子雄和白发贼冲在前面，中土拿下安州的阻力已无限减少，段达渔翁得利，功劳唾手可得。然而坏就坏在这里，段达明摆着要抢功劳，他的私心还是重了，胸怀也不够大，气魄也不够，才智亦有欠缺，不知道是因为被李子雄和白发贼联手欺骗了，恼羞成怒，还是因为做为圣主的绝对亲信，推翻前太子杨勇的首席功臣，不但迟迟进入不了核心决策层，甚至就连中枢最高决策层都进不去，心里失落着急，控制不住，看到功劳就想抢，已经饥不择食了。
然而，就这件事而言，恰恰证明圣主睿智，段达的确没有进入中枢最高决策层的资格，他的智慧、胸襟和德操都不够，不堪大用，做个封疆大吏都勉勉强强，更不要入主中枢了，实际上他的能力也只配做个禁卫军统帅。
目前中土内忧外患，内忧严重，外患更严重，就算圣主第三次东征成行，并取得胜利，也是治标不治本，救急不救命，既解决不了国内政治上的两京对峙之局，缓解不了改革和保守的激烈矛盾，也解决不了东、西两部突厥对中土所形成的夹击之势，延缓不了南北大战的爆发，相反国内政治危机越严重，南北大战爆发得就越快。
国内政治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改革和保守之争，就是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现在改革进行到了一定时候，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已经严重影响甚至损害到了贵族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主要是以豪门世家为代表的掌握最多权力和财富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个矛盾不可调和，不可解决，已经到了激烈对撞和爆发的时刻。为什么动用人力物力财力较少的西征成功了，而倾尽国力的东征却失败了？原因就是西征之时，改革和保守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双方还能合作，而到东征之际，改革和保守的矛盾彻底激化，双方反目成仇，大打出手了。
既然国内政治危机在国内解决不了，怎么办？当然就是发动对外战争，转嫁矛盾，然后以对外战争的胜利建下武功，以武功来加强皇权，加强中央权威，然后以绝对实力击败政治对手，以强权来继续推进改革，一劳永逸的解决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化解国内政治危机。
所以圣主需要南北战争的胜利，需要开疆拓土的武功，但就目前国内外大势而言，中土没有赢得南北战争的绝对把握，圣主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方方面面的准备。
从这一目的出发，圣主需要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以挽救中央权威，需要委曲求全的与西突厥建立联盟，需要忍气吞声的与大漠突厥人维持稳定关系，但中土是东、西两部突厥的共同敌人，而东、西两部突厥则是同根同源的亲兄弟，关键时刻，东、西两部突厥联手夹击中土很正常，中土必须做好防备，必须想方设法离间东、西两部突厥，必须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手段遏制和削弱东、西两部突厥。
此刻，李子雄和白发贼的收复安州之计，可谓神来之笔，恰好帮助圣主解决了遏制和削弱大漠突厥的难题，同时给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和取得东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最好条件，所以圣主接到齐王急奏后，态度非常明确，一切以中土利益至上，不论李子雄和白发贼是什么身份，也不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更不要担心因此而造成的可能存在的未来隐患，只要他们收复了安州，混乱了东北，牵制了突厥人，给中土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更多优势，那就支持，无条件支持，倾尽全力支持。
中枢核心决策层也是这个态度，机会难得，战机更是稍纵即逝，只要李子雄和白发贼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土，那就坚决支持，切莫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该抓住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
结果段达却在紧要关头出了个“妖蛾子”，要有条件支持李子雄和白发贼，要求他们把盘驻在飞狐的叛军全部撤进安州，名义上是稳定幽燕局势，实际上就是挖了一个抢功劳的大坑。
段达判断李子雄和白发贼肯定会答应他的条件，实则不然，从李子雄和白发贼的立场来说，双方没有信任，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竭尽所能影响甚至控制长城内外局势的发展，因此他们留在飞狐的叛军就成了一颗上佳的“棋子”，这颗“棋子”运用好了，对中土官方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制约，双方即便没有信任，也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反之，李子雄和白发贼根本就没有任何手段威胁和制约中土官方，任凭中土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