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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从坚决反对继续东征到有条件地支持圣主把东征进行到底。
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原因就在于封德彝不但向裴世矩详述了上谷战局的变化和突发的博陵危机，而且还做出了白发贼可能就是当年榆林风暴那个关键人物的强烈暗示，明确且不加掩饰的再一次试探裴世矩对白发贼其人的态度，这就是得寸进尺了。
另外封德彝还在奏章中提到了叛贼李子雄，并言及杨恭道、韩世谔、周仲、虞柔、裴爽等参加杨玄感兵变的一干贵胄叛逆可能都藏身于白发贼帐下。
这个性质就严重了，牵扯面太大。如此大事，裴世矩公然“绕过”中枢直接奏报圣主，公开违背规则，中枢大臣们必然愤懑不平，而更严重的是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大理卿郑善果等涉事大臣虽然表面上只能保持沉默，但内心中必然极度怨恨裴世矩，误会裴世矩蓄意隐瞒，故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正好双方在中枢中政治立场迥异，本来就有矛盾和冲突，于是裴世矩百嘴莫辩，这个落井下石打击对手的罪名算是背下了。
裴世矩不能成为众矢之的，不能得罪一大帮中枢大臣，毕竟此次西行使命重大，非常需要中枢的支持和配合，而就整个中外大势来说，目前中土处于危难时刻，国防和外交大战略都急需调整和修正，裴世矩做为主掌外交战略的中枢重臣，若想完成这一重任，同样离不开中枢的支持和配合，所以裴世矩被迫无奈，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主动向对手做出妥协和让步，以赢得对手的谅解，维持中枢内部的团结。但如此一来裴世矩等于背叛了同一阵营的“盟友”，无奈之下，裴世矩只能承认自己老眼昏花，一不小心中了对手的奸计，掉进了封德彝挖好的陷阱里，以此来求得盟友的谅解。
突然在政治上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裴世矩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好在他和封德彝不是一般的政治盟友，两人之间的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所以裴世矩还是相信封德彝，认定封德彝不是故意“挖坑”陷害自己，而是用这种手段提醒自己，必须正确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为顺利完成西行的使命和把外交战略及时调整到位，必须向对手做出必要的妥协。
裴世矩的妥协是圣主所需要的，圣主需要裴世矩支持他把东征进行下去，所以此刻裴世矩的主动让步，正好“讨好”了圣主。
中枢里的主战派也需要裴世矩的妥协，裴世矩是主掌外交事务，是中枢持“主和”立场的重要人物，是一面“大旗”，“大旗”倒戈了，“主战”之声也就能摧枯拉朽般席卷中枢了。
另外随着杨玄感迅速败亡，东都危机结束，政治清算即将开始，两京政治斗争风暴呼啸而至，此刻中枢里的保守力量急需缓和与改革派之间的激烈矛盾，以最大程度地维护西京利益。纳言苏威做为中枢保守派的“领袖”，理所当然需要一个缓和矛盾的契机，正好纳言苏威在未来决策上也是持“主和”立场，因此裴世矩的妥协，恰好就给了苏威这样一个契机，我可以放弃“主和”支持你继续东征，不过前提是你必须把政治清算控制在一个恰当范围内，不要损害到西京的政治利益。
裴世矩名义上是劝谏，实际上就是向圣主表达他对目前国内形势的乐观态度，而东征若想继续下去，尚需外部形势的配合，外部形势如何走向则取决于东、西两部突厥与中土的关系。裴世矩有信心巩固和加深与西突厥之间的结盟，迅速扭转和稳定西土局势，而东。突厥这边因为北疆镇戍力量严重不足，仅靠外交手段事实上难以改善南北关系，即便中土妥协让步也不会有太大成果，当务之急是巩固和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唯有如此才能缓和紧张的南北关系，给继续东征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圣主一听心情大好。在中枢核心决策层，继续东征的最大阻力就来自苏威和裴世矩。苏威好办，杨玄感败亡，东都危机结束，圣主和中枢就能以政治清算来胁迫西京做出妥协，苏威最终只能放弃“主和”。这样最后就剩下裴世矩了，虽然裴世矩西行需要时间，或许来年春天都未必能返回东都，但做为在外交事务上最具权威的中枢重臣，他的支持至关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他对未来形势的看法乐观了，可以影响到一大片中枢大臣，而且他还有了把东征进行到底的动力，而这个动力足以保证裴世矩不会在西行一事上“消极怠工”或者以西土危局来要挟中枢放弃东征，相反，他会积极完成西行使命以确保东征的成功。
深夜，圣主急召中枢重臣，再议北疆局势，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就是商议东征的决策。
初四日圣主曾召集中枢重臣们讨论过北疆局势，为巩固和加强镇戍力量，做出了在适当时间进行人事调整的决策。何谓适当时间？“主战”和“主和”派争执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圣主非常不满，诏令内史舍人封德彝火速南下高阳，明确向中枢核心层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虽然这一意愿十分不确定，但最起码说明圣主心情焦灼，迫切希望北疆镇戍危机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以缓解甚至是解决。
今日再议，形势大不一样。杨玄感败亡东都危机结束后，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国内条件基本具备，未来几个月国内爆发较大的天灾**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主要就是政治上清算叛逆，军事上戡乱剿贼，一方面沉重打击保守势力，稳固圣主和改革派的执政地位，确保对朝政的绝对控制，一方面平定大河南北和江南的叛乱，保证田地有收成，保障大运河畅通无阻。这样一来，能否继续东征，就取决于外部条件了，而外部条件中，裴世矩已经独自承担了稳定西土的重任，如此就剩下北疆镇戍，只要北疆局势稳定，长城镇戍固若磐石，则第三次东征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中枢核心重臣们的立场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就是裴世矩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考虑到西土之行的使命如果完成，西突厥和中土必然联手把东。突厥人赶出西域，三大强悍势力随即对峙于大金山（阿尔泰山）。大漠牙帐陷入被动，为阻御西突厥人越过大金山，他们要全力以赴，为此必然有所选择，必然要向中土妥协，必然会减少投入到远东的力量，这显然有利于中土进行第三次东征。
但同时，大漠北虏会加强碛南方向的防守，于阴山一线囤积重兵，确保自己陷入两线作战之窘境，如此北疆镇戍的压力就大了，更严重的是，东西两部突厥毕竟同根同源，而西突厥人为了集中力量与波斯人作战，必定会竭力挑起东。突厥与中土的战争，所以未来数年内已经不是有没有南北大战，而是南北大战何时爆发。
从目前中外大势来说，为确保中土赢得南北大战的胜利，首先就要想方设法延缓南北大战的爆发，给中土恢复国力赢得更多时间，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要之务就是加强北疆镇戍力量，打铁需要自身硬，自身实力不够当然对抗不了强敌，其次就是有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要，把东征进行到底，而东征的最后胜利可以让中土征服远东诸虏，占据远东之利，继而在南北对抗中赢得更多优势。
裴世矩的立场“松动”，直接影响到了苏威，而苏威迫于即将开始的政治清算对西京所形成的重压，他也只能接受事实，借着裴世矩所“给予”的契机，适时改变态度。
这两大“阻力”一去，中枢核心决策层的气氛顿时为之改观。
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因为自家儿子的问题陷入个人危机，此刻也果断明确了态度，之前他们虽然支持圣主，但在继续东征一事上持慎重态度，毕竟条件不具备，政治上不能冲动，盲目支持圣主最终只能害了圣主，然而此刻他们义无反顾了，坚决支持东征，态度非常明确。
中枢核心决策层在是否继续东征的意见上渐趋一致，这种情况下急需解决的就是北疆镇戍危机了。
临时代理兵部事务的右候卫大将军赵才针对北疆镇戍危机提出了两个对策，其一，增加镇戍兵力，其二，剿杀贼寇，其中迫在眉睫需要剿杀的贼寇就是白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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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五十章 挖个坑，谁跳？
对策好拿，但执行难度太大，甚至连执行基础都不具备。
增加北疆镇戍兵力，兵力从何而来？是从其他地方调兵还是募民为兵？
如果从其他地方调兵，哪里有兵可调？目前也只有辽东战场上的远征军可以调动，其他地方或因为外虏侵扰或因为内乱不止而自顾不暇，兵力上捉襟见肘，无力支援北疆，但远征军可能要继续东征，只要圣主和中枢没有做出放弃东征的决策，远征军就不会撤回国内。
如此只剩下募民为兵了，只是这个麻烦更大，直接牵扯到了军事制度改革，触及到了国祚的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
本朝军事制度的基础是府兵制。府兵是职业军人，一朝从军，终身从军，代代从军，从生下来到死去的那一天都是军人，而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责任越大，相对应的权利也就越大，世上没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所以本朝府兵所享有的微簿的“超国民待遇”是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
募民为兵是募兵制，战时征召，事毕解甲归田，死了算是为国家做奉献，伤残只能自认倒霉，而囫囵活着就继续耕地种田。
这两种制度在责权利的分配上是不一样的，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中央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实施募兵制，府兵和募兵两种制度并存，其结果必然弊大于利。
骁果军的建立虽然是募民为兵，但它是对禁卫制度的补充，是为了解决禁卫力量不足的问题，是临时性的，规模小，范围小，影响小，实际执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