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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自忖对中国的教育发展尤其是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确实难以割舍，巨额教育补贴的发放也需要有人监督，便点了点头：“既然大总统如此抬爱，那元起只有恭敬不如从命！”
袁世凯又问道：“百熙，你是海内外教育大家，对于国内教育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如今你因事改任他职务，而教育总长之职不可久空，依你之见，由谁继任为最好？”
孙元起连忙拒绝道：“教育总长人选应该由大总统与智庵总理商量决定，何容孙某置喙！”
袁世凯道：“百熙，你现在是大总统府高等顾问，将来又要与教育总长共同负责全国教育科研事业，理应对教育总长人选有建议权。而且你对国内教育情况如此熟稔，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虽然用这句话来譬喻有些不伦，但道理是一样的。你又何必藏拙？”
赵秉钧也道：“赵某出身鄙贱，虽然历经多职，但也只精熟警务一门，其余都是泛泛，对于教育更是有如隔山。今蒙大总统、黎副总统、中山先生、克强先生和百熙先生厚爱，抬举在下担任内阁总理，赵某唯有肝脑涂地誓死以报。然对各部事务却不敢自专，少不得要一一求教于方家，免得闹出笑话。教育的事，还望百熙先生不吝赐教！”
孙元起见他们语气不像作伪，便说道：“既然大总统、智庵总理盛意拳拳，在下只好举荐一人。在我看来，现今最适合继任教育总长的莫过蔡孑民（蔡元培）先生。”
袁世凯有些惊异：“蔡鹤琴？袁某还以为百熙会举荐张菊生（张元济）、严几道（严复）、傅沅叔（傅增湘）或者范静生（范源廉）等人呢！”
孙元起道：“大总统提及的那几位先生在教育界也都颇有声望，担任教育总长绰绰有余，但要说最合适，还是莫过于蔡孑民先生。理由有三：首先，孑民先生在前清是翰林，在光复会是会长，在民国曾任教育次长，威望卓著；其次，孑民先生很早以前就加入了同盟会，如今又是老牌国民党员，有助于实现纯粹政党内阁；第三，孑民先生当初能舍弃翰林的荣华投身革命，足见他蔑弃功名利禄，如今教育部每年要经手近千万款项，正需要这等大公无私之人。”
本来袁世凯是想卖给孙元起一个人情，让他推荐个中间派的孙系人物，没成想孙元起却推荐了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党人，平白无故闹了个不自在。袁世凯只好捏着鼻子道：“百熙高见！你推荐的这个人选我们会慎重考虑的。”
汤寿潜辞职之后，很快沿着京沪线南下，准备到江浙一带整理党务，消除张謇叛变后的影响，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而孙元起在简单交代完手头事务后，留下陈训恩在京中处理其他事宜，则和杨杰等人乘坐飞机离开京城，直奔竞选宣传的第一站——山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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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四、为民求主降神尧
飞机没有直奔山西省会太原，而是先降落在晋北的大同。
大同地势险要，在清代以前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来自草原的骑兵一旦越过大同便可在坦荡如砥的华北平原上驰马纵横，然后饮马黄河、耀兵关洛，而这座坚城则数千年来一直庇护着雁门关以南的山西乃至中原的安全。
昔日强横的北方游牧民族，早已被清政府利用藏传佛教这把软刀子杀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大同再也无需担心来自北方的入侵，但它如今的地位依然重要，因为眼下袁世凯心意暧昧难测，内外蒙王公则在沙俄的支持下隔三差五想闹独立。而从大同这里，向北可以越过长城，直扑内外蒙的腹地；向东可以下窥张家口、宣化，数日之内兵临京师。姚宝来、张辉瓒的第四十七混成协从经世大学附近撤离后，就驻扎在大同、朔平一带，保持着对京师和内外蒙的军事压力。
第四十七混成协在军制改革后番号改为陆军第四十七混成旅，阎锡山所部则更名为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这也是山西地面上仅有的两支正规军，分别负责晋北和晋南防务，而大同正是晋北防务的支撑点。正因为大同是孙系势力在塞上的据点、对京师的前哨，关系重大，所以在城外修筑了一个简易飞机场以供军用。
当孙元起走下飞机的时候，发现到场迎接的除了第四十七混成旅将校、大同军政分府政要以及部分地方士绅。山西军政府都督阎锡山、民政长谷如墉、财政司长张瑞玑等居然也在。不过他们几个脸色都不是很好，估计是闻讯后刚刚从太原乘飞机赶过来，结果惨遭飞行员的荼毒。
见面自是一番寒暄不提。
来到大同军政分府。孙元起见谷如墉已经年逾花甲，被飞机折腾得神色颓然，便好心劝道：“谷老先生，您旅途劳顿，不如早些回去休息吧！”
谷如墉却强自振作精神道：“有赖孙大人关心！老朽虽然精力有些不济，但见到孙大人心里欢喜无尽，这点劳顿也就算不上什么了。”顿了一顿。又继续说道：“今天孙大人来晋，百川都督准备乘坐飞机到大同迎接，老朽闻听消息便自告奋勇要求同去。同行之人因老朽年老体衰都极力劝阻。老朽却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因为老朽觉得如果是乘坐飞机而死，虽死无憾；如果再能见到孙大人，即便马上就死。也可以含笑九泉。”
孙元起有些恧然：“谷老先生谬赞了。孙某实在愧不敢当！”
谷如墉道：“老朽并非吹捧逢迎，而是有感而发。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大学堂成立，虽然成立时间不及京师大学堂和大人创立的经世大学，但放眼全国，也算是占得先声了。老朽当时以户部员外郎而兼任山西大学堂监督，总管中、西两斋事务，前后长达六年之久，自承没有太大功劳。但苦劳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的。
“转眼十年过去，大人创立的经世大学早已名扬海内外。各种附属中小学校遍布大江南北姑且不提，单单在校大学生数量便达三四千人之多，各国游学生也有千余人，所研究创造出的成果更是震铄古今。而我山西大学如今在校学生不过三四百人，仅及经世大学十分之一；而且学生质量良莠不齐，毕业时如能通读经世大学一二年级教科书，便足以被师长同窗夸赞为天资聪颖了。
“所谓不见北海，无以知泾渭之小；不等泰岱，无以知东山之卑。唯有亲见大人创立的经世大学，老朽才发觉山西大学这些年发展是如此缓慢迟滞。两所学校几乎是同时创立，只是一所为官办、一所为私立，如今却有天壤之别。老夫今天迫切想见孙大人，就是想向你求教个中的原因，不知能否赐教？”
孙元起凝思片刻才回答道：“或许原因就在于一所是官办、一所是私立吧？尽管山西大学在成立之初便采取西式教育，但其中的传统经学内容还是太多——当然，我并不是否认传统经学的重要性，只是觉得它不应该占据那么多份额。而且因为学校是官立，毕业的学生照例要授以举人出身，所以很多学生到学校就读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知识、探讨学问，而是单纯为了获取文凭，作为进入仕途的阶梯。与此同时，任教老师也有不少是为了获得保举资格，而勉强在学校任教。如此老师、如此学生，焉能有大成就？
“经世大学则不然。因为学校是私立，毕业之后不能做官，所以在此求学的学生大多都是单纯出于对学问的爱好，学习知识、研究问题便有了兴趣和动力。学校只是为他们提供合格的老师、合理的课程、丰富的图书、充足的实验室以及舒适的环境，剩下的全靠他们自己努力。然后经世大学就有了今天这般成绩。仅此而已。”
谷如墉又问道：“大人在执掌教育总长期间倾力于实施国民义务教育，此举惠及全国数百万童稚，可谓居功厥伟。对于大学方面，只是规范课程设置、考核老师素质、严格学生考录等。大人这是精力有限未暇顾及，还是以为如此即可改进国内大学积贫积弱的局面？”
孙元起答道：“除了无暇顾及之外，也是无能为力。现在国内教育水平整体相对落后，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改观，即便有心改变大学积贫积弱的局面，也终究会因为没有足够的优秀生源而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遇。为今之计，只有加大义务教育实施力度，将来好为大学输送足够的人才，藉此打开局面。
“此外，各大学也要在课程设置、老师素养、图书购买、仪器添置等方面下功夫。在传统中国学问方面多延聘名家宿儒，在西方科学教育方面则多征聘欧美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实在不可得。经世大学的毕业生也可以，日本留学生反而最次，力争早日培养出优良的学风校风以及自己的研究方向，以便在全国大学中脱颖而出。”
谷如墉再次追问道：“大人是海内外著名的大科学家、大教育家，远见卓识远非我等所能媲及。依您之见，我们山西大学应该着重研究哪些方向？”
孙元起笑道：“孙某对山西大学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教育部报表上一鳞半爪，哪敢随意闭门造车？谷老先生莫要难为我。”
谷如墉却不肯轻易放过孙元起：“大人不妨姑妄言之。”
孙元起只好胡乱答道：“山西大学既然是由山西官办。所研究的内容首先应当立足于山西本土，切实解决山西民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科技问题，满足社会所需。然后再渐次放眼全国。百川，你们现在山西发展民生的重点是什么？”
阎锡山连忙恭敬地答道：“回禀先生，我们山西现在发展民生的重点是‘六政三事’。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