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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可说超驾乎那几位大将之上了。
就在建炎四年，江南东路有一个名叫邵缉的人，他熟悉岳飞的生平和家世，也深知他近年以来统军、抗敌的种种情况，他很希望岳飞更能受到南宋王朝的重用，以使他得以展其长才，因而特地写信给当时的当政大臣，对岳飞做出了如下的评价：
……窃闻中兴之君得中兴之佐，则有功；中兴之佐得中兴之将，则有功。……方今急于中兴，如吾君之明，又二、三执政大臣皆天下之极选，上下相得，诚千载一时矣，终未能立非常之功、雪无穷之耻、大有以慰天下之望者，此何故哉？岂将非其人而然乎？
然将有二说，不可不察也。有天下之将，有一国之将。天下之将实难其人，一国之将或有之，然未见其奉职胜任，显然立功名者，又何为耶？特有之而不用，用之非其人之过耳。求其大者既不可得，其次或有焉而不审择之，欲天下之早正速定，不可得也。
以缉田野庸人，而耳目之所熟者仅得一焉，诚未足为天下将，在今日才难之际，谓之一国之将斯可矣，敢率尔陈之，惟阁下少垂意焉。
伏见武得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顷在河北，尝以数十骑乘险据要，却胡虏万人之军。又尝于京城南薰门外，以**百人，破王善张用二十万之众，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大略，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虏人签军经涉其地者，或闻其威名，或相谓曰：“岳爷爷军也”。争来降附，前后几万余人。……
且虑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间，势必欲留军江南，控扼险阻，牵制官军，大为东南之患，飞能奋不顾身，勇往克复建康及境内县镇，为国家夺取形胜咽喉之地，使逆虏扫地而去，无一骑留者，江浙平定，其谁之力也？
缉谓如飞者，朝廷宜优擢之，假以事权，益责后来之效。方今大将，皆富贵盈溢，不肯用命，甚者握强兵以胁制上下，有鹰扬跋扈之态，此可复用也哉？
驾驭此曹，譬之养鹰隼然，饥则为用，饱则飏去。今诸大将，皆未尝从禽而先已饱肉，是以用之向敌则皆掣去不顾。如飞者，虽有数万之众，其官爵甚卑，朝廷未尝宠借之，眇然在偏裨之间，此饥隼侧翅时也。如使之立某功则赏以某爵，成某事则宠以某恩，如鹰之得一兔则饲以一鼠，得一狐则饲以一禽，以术驾驭之，使歉然有贪敌之意，必能为国家显立战伐之功。……
今飞军中精锐能战之士几（及）万人，老弱未壮者不在此数。胜甲之马亦及千匹。朝廷诸将特然成军如飞者，不过四五人耳。飞又品秩最卑，此正易与时也。朝廷不收拾旌宠之，则飞栖栖然持数万之众，将安归乎？
飞常与人言：“使飞得与诸将齿，不在偏校之列，而进退禀命于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飞武人，意气如此，岂易得哉！亦可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朝廷论飞之功，加以爵赏，使与韩、刘辈特然成军者势力相抗，犬牙相错，……破jian党偷靡之风，折强梗难御之气，使之相制以为用，相激而成功，此诚朝廷无穷之利也。……①
这封书信虽是邵缉一人所写，它却表达了当时一般士大夫们对岳飞的观感和印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邵缉的这些意见，在南宋小朝廷上并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8226；①《金佗续编》卷二八，《江东邵缉献书》。
二、喜欢和文士们谈论历史和现实问题
（1）
南宋初年，由于兵荒马乱，社会动荡，居住在中原、西北和华北的人们，经常为了逃避战祸而流徙无常。一些被排斥在科场和仕宦之途以外的读书能文的士大夫们，便有很多人通过乡党亲故等等关系，或通过权贵人物的介绍，分别去投kao在各个高级乃至中级武将的军营当中，去做他们的清客，被通称为“效用使臣”，从军营中领受一定数量的薪俸。一些从科举出身而又得置身仕宦之徒的士大夫们，对于这班效用使臣十分鄙视，因而有些在科场失意的人便只肯做一个挂名的支干薪的“使臣”，却并不实际到军队中去供职、投效。在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大将们的军营当中，投降或挂名的“使臣”的员额，最多时大都是在几千名以上。①
建炎四年（1130），南宋小朝廷刚从海船上移徙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之后，翰林学士汪藻便向这个小朝廷写了一道《条具时事》的奏章，其中论述当时军队中收养使臣的一段说道：
今一军中，非战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诡名而请者，一人而挟数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请者，一使臣之俸实兼十人战士之费，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养兵十万而止获万兵之用也；有借补官资而请者，异时借补犹须申禀朝廷，谓之真命，今则一军之出，四方游手者无不窜名军中，既得主帅借补，便悉支行禄廪，与命官一同，无有限极。访问岳飞军中，如此类者几数百人。州县惧于凭陵，莫敢诃诘，其盗支之物至不可胜计。②
这段文字，是把在军队中收养大量的“非战士”，作为当时军政中的一大弊端而加以论列的。在当时将帅当中，又特别提到岳飞，可见在汪藻的印象当中，岳飞的军队当中所存在的这一弊端最为突出。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说，岳飞还只是一名初lou头角的小将官，先是率军驻扎在宜兴县境，后来又被派去做通泰镇抚使，而竟被汪藻点名进行指责，这就无可否认，在岳飞的军队当中，必然收养了比其他部队占有更大比例的不刺面、不涅手的“非战士”。但是，汪藻只把岳飞军队中的这一特点，不加以区别地与其他部队相提并论，只作为弊端最为严重的一个例证，这却是很不公允的。因此，岳飞之所以收养这些人，并不是让他们吃闲饭、拿干薪的。
※#8226；①洪适：《盘州集》卷四二，《论招军之弊》；《朝野杂记》甲集十八，《诸军效用》。
※#8226；②辑本《浮溪集》卷一，《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疏》。
（2）
岳飞，尽管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农民家庭中，幼年很少读书机会，以致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在他参军入伍，特别是在身任低级将领之后，却非常喜欢与书生接近。当他在开封留守宗泽、杜充部下作偏裨将佐时，他的周围已经有了一大群读书人。后来他率军南下，这些人也跟随他一同南下，数量也与日俱增。到他驻军宜兴县以至做通泰镇抚使时，便如汪藻奏章中所说，军营中的效用使臣已达数百人了。
在这些效用使臣当中，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听受使唤，为军营中办理一些杂务的；但对其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些人，岳飞却经常请他们讲一些历史事件，著名的战争，兵法将略，以及议论当前的一些国家大事，等等。岳飞还常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他们“商论古今，互相究诘，切直无所违忤。”①
在和这些文士们经常接触和交谈的情况下，岳飞的文化水平和历史知识都迅速地得到提高。古代一些名将，从很早以来就是岳飞极为景仰崇敬的人，也越来越被岳飞取作自己行师用兵乃至立身处世的榜样。这也使他每一想到现时的几员大将，特别是刘光世的“玩寇养尊”，张俊的“任数避事”②，以及他们共有的嫉功害能等等恶劣作风，更常常引以为戒。然而，直到建炎四年为止，岳飞却还是屈居于张俊的节制指挥之下。他怀着强烈的愿望，要从张俊的约束控制之下解拖出来，以便能主动地去建树一些事功。在与部下的文士们交谈时，岳飞有时便向他们吐lou出这种怀抱：
我如果也能像现在的几员大将那样，直接听受朝廷的指挥，独自承当一面的事任，我便可以不受牵制，一意去为国立功，像三国时候的关羽、张飞那样。要使后代的书册当中，写上我岳飞的名字，能与关、张相提并论才好。③
※#8226；①《金佗续编》卷三○，王自中：《郢州忠烈行祠记》。
※#8226；②叶适：《水心别集》十二，《四屯驻大兵》。
※#8226；③《金佗续编》卷二八，《江东邵缉献书》。
（3）
在绍兴元年（1131），岳飞率军与张俊的部队相配合，把李成、张用这两股游寇扫荡平定之后，岳飞和他的部队依然被留在洪州（南昌），准备着对这一地区还可能出现的盗贼进行镇压。
岳飞依然是经常与部队中的以及当地的一些文人学士们往还和会谈，话题也仍然是从历史事件到当前的现实问题。
一次，在谈及纷乱的现实世局时，在座的便有人很感慨地说道：
天下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
这在岳飞看来，倒是一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意见：
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①
这个答案，，成了千百年来传诵极广的名言。岳飞也正是以这般的识见和谈吐，再辅之以极其公正恳挚的态度，才使得广大的文士阶级都乐于和他接触酬酢，把他当作一个蔼然可亲的儒将类的人物看待的。
※#8226；①《金佗续编》卷二八，吴拯所记：《鄂王事》。
（4）
岳家军驻扎在鄂州（武昌）的几年内，岳飞亲近学士大夫的作风仍没有丝毫改变。岳家军的军营中，仍然是食客常满。然而这些食客，却大都是一些“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人。岳飞敬重他们的学问和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