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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泽东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6］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趋没落的中国文明的内在和谐。 这都城处在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不过毛泽东似乎更沉湎于细微事物：“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值此时节，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流连于山水之间。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起锚远航了，毛泽东看出自己难于同他们一起前往。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泽东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 * 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毛泽东发言说：“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当然也就得到了钱。
京沪天地留法学生合影（图）
（图）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另外，可能还有杨开慧小姐的牵挂。毛泽东在拜访杨教授的宅第时和在新闻学研究会上结识了杨小姐，杨是学习新闻的学生，她无意去法国的工厂做工。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之所以待在国内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除了所说的一切困难之外，还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他的心灵已被祖国的悠久历史、壮美山水和近来所遭受的耻辱占据。 我们可以通过毛泽东自己谦虚而矜持的解释来说明他不去马赛的理由：“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7］这一决定是他已经形成的态度之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倾向。 与此同期，在120英里以东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起航远赴欧洲。在西北的重庆，另一名叫邓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当毛泽东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卡尔？马克思在另一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里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传入中国，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据西方先进国家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列宁主义则与此不同。如果在落后的俄国能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如果帝国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列宁这样认为），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的革命吗？或许马克思的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更加仔细认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 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读个够———这对已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泽东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多于读马克思，他对这位热情的俄国人比对那位严谨的德国人了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知道他反对什么而不大知道为何反对。同时，他还没有掌握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从个人境遇说，无政府主义对那年冬天生活无着的毛泽东也颇为合适。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京沪天地示威游行队伍（图）
（图）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 他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8］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蚕食。而此刻毛泽东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泽东说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 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清楚，毛泽东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200万人）已成为西方的门户，商业贸易是其血脉。毛泽东不喜欢待在上海，因为这里没有古迹、胜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去拜见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在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 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当时毛泽东的境况非常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兼些历史课的教学。毛泽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确实没法从事固定的工作。 毛泽东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时他沉默寡言，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思想，虽然对此他只知一点，也只这么一点。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骄阳似火的6月，他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即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筹。学校有半数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着雨伞，学生们走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小型杂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以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不摩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惯于对仆人指手画脚。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里面，嘴上却言辞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张敬尧的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