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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怒杀敌，以货取敌之利，是战争的胜利法则，但不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怎么说呢？
杀敌的目的是要胜敌，这只是战术；胜敌的目的是要取敌之利，这才是战略。要让敌人有利让我取，以达成“胜敌而益强”的最高战略原则，便需要有一些较具体性的做法。方法是：
在战车对阵的战役中，首先夺取敌方十辆以上战车的人，优先受赏。
有竞争性的赏赐，最具有激励性，这招一出，战力就大跃进矣。
虏获的敌方战车，改挂我方旗帜，并入我方车阵中，这是一种相乘效果。敌之消成我之长，基本上可达到胜敌而益强的基本战略原则。
善待虏获敌军，这是笼络手段。消极的可以减少一个敌人，积极的可以增加一个同志。同样的，也是胜敌而益强的操作原则。
故兵贵胜，不贵久。
既然战争的代价这么高，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不打仗则已，一打就要打胜；想打胜就要用诡道，出奇不意，攻其无备，以怒杀敌，以货取利，以达到最高战略原则的胜敌而益强目标。归结言之，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
胜利摆中间，久战放二边。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能认识战争本质（有害、有利），战争的原则（贵胜不贵久），战胜的方法（诡道致敌），最高战略目标（胜敌而益强）的将领，才是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国家安危的主导者。
第一部分第2篇 作战（4）
国家安危之主的最佳典范——于谦
明代的于谦，就是这种将领的最佳典型。
不仅在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于谦都是最让人尊敬、怀念的伟大将领之一。
于谦伟大的地方，不仅在他能以弱胜强的军事才能，也不仅在他临危应变，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摆第一，把功名利禄，乃至于自己的生命摆最后。历史上，有于谦本事的，大有人在，但同时具有于谦的本事，又有其高洁人格特质的，就不是很多了；而于谦的伟大，就在这里。
怀着经世济民的宏愿，于谦一开始出任公职，就政绩卓著，普受民众的支持爱戴。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北方的瓦剌军来犯，英宗听信大太监王振的胡言，不顾于谦力谏，轻率地带领五十万大军搞御驾亲征。事实上，明英宗一点也不“英”，根本是笨蛋；王振一点也不“振”，十足是土蛋。笨蛋加土蛋，结果就是完蛋——五十万大军打不过瓦剌的二万小军；不但打不过，还被打得全军覆没；更离谱的是英宗还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瓦剌一方面把英宗当筹码，准备向明廷大敲一笔；一面调动大军，准备扑向京师北京。
朝中大臣听到这个噩耗，一个个面色如土，除了提出南迁逃命的馊主意外，没人出得了场，没人办得了事。面对这些光讲浑话的浑人，于谦厉声痛叱：
“京师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动就难以收拾！宋朝南渡的教训就摆在眼前，现在只有誓死保卫京师一条路，谁要再提南迁，就是动摇国本，应立即斩首！”
一席话才把局面逐渐稳下来。由于中枢无人，于谦立刻立了景泰帝。这一来，不但化解了瓦剌以英宗作要胁的筹码，而且把人心安定下来，大家也开始准备迎战瓦剌。
由于瓦剌军向来骁勇，明军一来仓促成军，二来基本素质也不甚好，三来对瓦剌军怯战，两相对照，敌强我弱的态势相当明显。于谦针对实际状况，在人事上做了一些布置和调整。决战前夕，他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
“战斗中，将领不顾士兵，自己先退者，将领处死；士兵不顾将领先退者，后面的队伍就地斩杀前面的队伍；不执行命令者同罪。”
这招太厉害了，不拼命就没命，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法令处死，没有第二条路。这等于事先帮你设定了一套必然逻辑，与其被处死没了命又丢人现眼，不如战死还落个光荣殉国的美名。既然没有任何退路，不如拼了。结果大胜瓦剌，解除了明帝国的危机。
事后，朝廷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并总督军务，于谦辞谢道：
“边境还有敌人骚乱，这是我们大臣的耻辱，哪有什么脸受国家的赏赐呢！”
瓦剌战败，明朝也立了新君，英宗已不是什么好筹码，瓦剌决定送回英宗；这对于谦未来的命运可是一大变数。因为立景泰帝的是他，把英宗遥尊为太上皇的也是他；万一英宗复辟，于谦第一个倒楣！
但于谦根本不考虑自身安危的问题，他处处从国家角度着眼，力劝景泰帝：
“瓦剌把前皇送回来，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不让他回来，瓦剌没事把他摆在边城守将之前，将领们看到以前的大明皇帝，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如果他们把英宗摆在部队前进攻，我们就麻烦了。”
景泰帝无奈地同意了。
英宗回来后，果然积极活动。有一次景泰帝生病不能临朝，几个英宗的死党趁机夺位，英宗果然复辟了。
英宗上台后，几个和于谦不对付的英宗死党便加紧布置，给于谦罗织罪名；于谦的朋友王文厉声抗争，于谦笑着对王文说：
“他们是先定有罪，再找罪名，这有什么差别，辩白又有什么用？”
英宗心里明白，虽是于谦让他下的台，但若没有于谦对国家的起死回生之功，他也不可能再上台，心里其实不很愿意杀于谦，但他上台的合法性一定要立基于他下台的非法性之上。换言之，因为他下台非法，所以今日上台只是还他“公道”而已；而证明他下台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于谦；不杀于谦，则复辟无名，于谦就这样被杀了。
于谦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于谦这个人本身就是经典。在孙子的标准中，一个伟大的兵家，不但要有大本事，更要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因为将领握有杀伐之权，以威领军，以诡致敌，人命所系，国家安危，尽在掌中。只有像于谦这样的人，才能掌握分寸。而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也确实是：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第一部分第3篇 谋攻（1）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车为上，破车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打仗的基本原则是：把敌人打败后，尽量把敌人的国家整体保全住，这是最高明的做法；让敌国残破，则是最差的做法。以此类推，保全敌人一个军的整体性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旅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卒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伍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
这一段文字看起来似乎有点罗嗦，其实不然。孙子是个全胜观念极强的伟大战略家，这种由高而低，具有强烈层次性的文字铺陈，除了以表达方式加强记忆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不仅是大至国家要保全，即便是小至一个只有五人的伍也要保全，因为打仗最重要的目的是：
从敌人身上获取利益，使自己更强。
既如此，把战败国搞得残破不堪，有什么好处？
一点也没有！因为没好处可捞；事实上，这就是坏处了，但还不只这一点：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总不会不动手就使敌人残破吧！当然不会，一定是动了手才会残破的。问题是，在敌人没有失败之前，决不会站着不动等挨打，他总会回手；一回手，自己就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就让自己原来的十分实力降到八分、甚至七分、或六分以下。
如果把敌人保全住了呢？他的分数越多，自己的总分就会升高！
就这个逻辑来看，我若能用最低的代价打败敌人，再尽量把敌人的元气保全住，让他有足够力量支付败战帐单，则我的总分就比开战之前高了。我的损失越少，把敌人保全得越好，总分就越高了。
完全正确。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所以说，打百次仗胜百次，不算高明中的最高明；不发动干戈，而又能降服敌人者，才是高明中的最高明。
这一段是承上文而来的。
前文提到，假设敌我双方各有十分实力。一番大战后，我胜敌败；但在战斗的损耗下，我剩七分，敌剩三分；就算把敌人剩下的三分全拿到，加起来还只是十分，这仗算白打了！何况，敌人剩下的三分你也未必能全拿，全拿就是要让他灭亡，以后就没机会捞好处了！
话说回来，上述的结果还算好的，如果我方只剩五分，对方只剩二分时，合加起来也不过七分，这仗就算打坏了！
再换个角度看，万一我败呢？局面倒过来了，这下可惨了！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强烈主张全国为上；不仅全国，还要全伍；不管大小，尽量保全。
我以最低代价胜敌，胜敌后又尽量保敌，才有可能达到“胜敌而益强”的最高战略目标。问题是，只要一开打，就会有损失；打一次弱一次，就算打百仗胜百次，也会累积小伤成大伤，迟早会把老本玩完。孙子看透了这一点，所以特别提醒兵家：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意义也就在此。
话再说回来，能百战百胜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目标，人类文明史上，倒是有好几个名将生平从未败过，但有否百胜则颇有疑问？
以中国历史而言，孙膑、白起、吴起、乐毅、韩信、李靖、岳飞……从没听过败绩，但没人能证明他们打过百战以上？
中国历史上，个人战力最强的一代霸王项羽，自起兵以来，大小七十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