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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披露被认为理所当然，现在却无法停住询问之口。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赵渊和肖铁最后得了多少赔偿，不过无论多少，对两家父母的伤害都是无法弥补的。
关于赵渊的资料我找到的并不多，他1999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附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曾当过他的老师。在飞机坠毁前一刹，他扳动机头，使飞机没有撞上那栋住着5口人的楼房和房前的高压线，然后坠落在冰冷的土地上。
在这里，写下这篇文章，给飞行员赵渊，和同样年轻的肖铁。
艾滋孤儿单单
我连她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她也许连我这个陌生人的脸都没记住。
2003年12月，我在一个与文楼村齐名的“艾滋村”———河南柘城双庙村里采访了10天，那里有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朱进中建的“关爱之家”。双庙是当年卖血的重灾区，3000多人的大村子，已经有300人左右病发死亡，留下很多孤儿。已于2005年春去世的朱进中当时还没发病，还算“健康”，就把孩子陆续接到自己家里，跟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后来孩子越来越多，我去采访时，已经有53个孤儿住在他家。
在三年前，以个人之力抚养众多艾滋孤儿，凸显的大概不是个人的慈悲或者善良，而是社会现实对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无力。我的开篇报道题为《55个孩子一个爹》，然后每天一个版，记录了55个孩子的55个新年心愿———不要以为这些孩子会要吃要喝，他们连麦当劳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中有17个孩子的新年心愿是要一套学习辅导书，10个孩子想要一身新衣服，还有15个孩子想要一个新书包。
12月4日凌晨5点，零下4摄氏度，所有的孩子都起床准备去学校早读，冻得睡不着的我也爬起来，看到一个孩子拎着一个塑料袋，一边跑塑料袋一边拍着他的屁股，里面放着课本和一只铅笔———那就是他的书包。
那次报道大概是报社历史上最感人的一次吧，三天里读者捐出了17万元现金和近10万元物品，很多读者在捐出数额不小的钱时都会叮嘱，这钱是给孩子们做体检用的；后方编辑也多次跟我商量，要我问清楚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我说送孩子去体检可以，但是就算有孩子是感染者，我也不会在报道里写。
同事反对，认为应该如实报道。我说道理是这样，但是做这个报道我们只是想提供帮助，我不在乎得到帮助的是健康还是感染的孩子。
争论半天，没有定论。有同事后来笑我“太入戏”，其实不是，每个人感染艾滋病都是隐私，我有什么权利披露孩子感染的情况？谁也不能因为有能力提供帮助，就拥有了窥视一切的权利。
不过我后来还是很认真地问了朱进中，这55个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他踯躅了半天才跟我点了点头说，有，有一个。我心头一震，我采访了55个孩子的每一个，也给他们每个人拍了照片，他们很多人的名字和容貌，我到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我没有继续下问是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让人不轻松，而我并不需要这样的答案。
如果答案就这么湮没了多好，可是几天以后我就知道了一切。
55个艾滋孤儿的新年心愿登出来后，无数的读者打来电话，想领养，想接他们来北京过年，等等。把捐款捐物送去河南时，我们找了三名读者代表一起去，阿梅是其中一位，30岁，已婚，还没有孩子。一路上她就在跟我打听星星的情况———星星是55个孩子之一，才5岁，父母双亡，爷爷奶奶无力抚养———阿梅说，在报上一见星星的照片就不由自主地心疼上了，“她那双眼睛大大地看着你，她才5岁啊，怎么就不知道笑呢？”阿梅这次去就是为了星星，她想把星星像自己女儿一样疼爱。
车开了一天，终于到了柘城。第二天早上来到“关爱之家”时，阿梅几乎是第一眼就从孩子堆里认出了星星。星星不说话，这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但却一直沉默着。阿梅叫了星星几声她都没反应，却还是睁大眼睛看你。阿梅被她看得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在上车时阿梅一直愣愣地发呆，眼睛很红。我以为她还是为刚才那一幕难过，就劝她。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说：“她还那么小，她怎么那么不幸……”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了朱进中说的那唯一的答案。阿梅眼泪婆娑地看着我：“刚刚我去找朱进中，说想在方便的时候带星星去北京，她还没见过天安门，没想到朱进中说，孩子身体不好，要治疗，出不了远门。我都傻了，再问，果然……”
再后来写关于“救助艾滋孤儿”的报道，我也没提这事。可能是我过敏，读者询问只是出于关心孩子健康的好意，但我还是宁愿他们不知道，比起其他有父母疼爱的孩子，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不幸到8岁的哥哥要学着给5岁的妹妹梳头，不幸到9岁的孩子就去煤矿做工……而我们能给他们的，也许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2004年2月春节过后，我就又去了河南，算是对“关爱之家”做回访。这次我又见到了星星，她还是那么小而柔弱。因为时常发烧，她那时已经回到爷爷家住。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能做的实在有限，所以在留下200块钱后告辞。如果不是这次去见星星，我就没机会认识单单。出门没走两步，我就看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朝我走来。你是记者吗？我说是。老人的脸让我想起油画《父亲》。
老人没绕弯子，说你能帮助我家单单吗？我这才注意到那个小姑娘，很瘦，脸上手上长着冻疮，嘴唇青紫。她的父母跟星星父母一样，都死于艾滋，6岁的她自娘胎里就成了感染者。因为朱进中能力有限，外村的她没住进“关爱之家”，没钱读书，也没钱治疗。我说，我唯一能帮她的就是报道，可能就要公布孩子的照片以及她的真实身份。老人一脸暗淡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后来老人和孩子的叔叔分别写了一张“委托书”，大意是同意某某某使用单单的照片和姓名作为报道之用。我们报纸刚做完救助，短时间内不可能重复操作，我当时想的是，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其他同行，或者相关慈善机构，怎么都能帮上她。
2004年3月的一天，那天北京刮了很大的风，我给单单的叔叔打了个电话，想把联系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是2月见面后第一次跟他们通话。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孩子叔叔就说，曾记者你不用忙了，单单已经没了。
我整个人如坠冰窖———单单因为感冒高烧不退，家里没钱送医院，就在救助点拿了些药吃，拖了些时日，结果导致呼吸衰竭，殁于3月初。我连她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她也许连我这个陌生人的脸都没记住。
单单的死让我想起了星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甚至都不敢给阿梅电话，怕她会告诉我另外一个噩耗。最让人无言的是“关爱之家”，我们送去了17万捐款，央视《新闻调查》播出后送去100万，因为怕专款不专用，都没交给县里，结果县里很快提出接收这些孤儿。这真是一件好事，可县里同时要求“关爱之家”关闭，然后把钱物转交县里……
前些日子整理采访材料，发现了单单家人写的那两份“委托书”，安静地夹在采访本里。当时很平静地扫了一眼，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五分钟后坐下来却发现，心分明在通通地跳。
第一月嫂风波
她答得倒也有趣：在跟朱宏钧的交往中，我把她和白岩松看成是一个人。1春节长假后第一天上班，登陆新浪网，赫然看见“热点新闻”里《揭开“中国第一月嫂”全国诈骗的面纱》，点开一看，《中国青年报》的稿子。心里咯噔一下：这事到底还是被捅出来了！
说起来还是前一年冬天的事。一天，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的夫人朱宏钧辗转和我取得联系，说有个“月嫂”在外地借白岩松的名义做商业宣传，外带赚钱，结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她想问我们报社可不可以曝光。我一听，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事情要是真报了出去，肯定又是一条轰动新闻！
朱宏钧在电话里告诉我，1997年她怀孕的时候，有朋友介绍了一个做“育婴咨询”的“月嫂”刘洁给她认识，还做过一次咨询。后来孩子半岁左右，刘洁又上门做过一次咨询。没想到这个刘洁从此就向外吹嘘“带大白岩松儿子”，不仅出了本书，还在温州开讲座并当场收钱。结果熟人打电话问白岩松，把白岩松气得够戗，因为他从头到尾就不知道刘洁是谁！
我当天就开始了采访，没想到第二天又接到朱宏钧的电话，说前晚她和白岩松又商量了一下，觉得《北京青年报》影响太大，这样报出去对他们的私人生活肯定会有影响，没准会把对方炒得更热，所以他们想就这么算了。
我尊重了他们的意见，不过我对朱宏钧说的“炒得更热”印象比较深，就跑到网上去查，发现原来刘洁就是那个媒体报了很多次“中国第一月嫂”，北京某晚报还专门发过宣传她的一个版呢。我一向对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不感兴趣，所以看了这版对这人也没留什么印象。不过当时我隐隐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肯定完不了。
没想到真被我不幸而言中。2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起因是1月22日许多高价请刘洁“咨询”的家长联合到派出所报案，举报她诈骗。这篇文章除了说有家长付出几千上万却得不到相应服务也不能退钱外，还详细曝光了刘洁在温州那次讲座的情况，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