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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并称蒋介石为“卖国集团”：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大凡输家，往往容易发火。蒋介石输了，对毛泽东恨透了，火极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下了“通缉令”。蒋介石给毛泽东开列的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蒋介石光是“通缉”毛泽东还不解气。他在七月四日召开的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上，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得以通过。他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于是，蒋介石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及条例：《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办法》。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
戡乱总动员，也无济于事。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战争进行了一年（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蒋介石的军队被歼人数已达一百一十二万。
美国《白皮书》也明明白白指出：“战略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中共手中。”
蒋介石虽说不愿直截了当承认失败，但从他讲话的口气中也可明显感到了：“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他已不再去夸口讲几个月内消灭共军了，只是说中共打不败他，表明他已处于守势了。对于这一年的战争，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进行总结。他们都既回顾过去一年的“棋局”，又在总结的基础上考虑如何走下一步棋。
毛泽东的总结，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在陕北葭县朱官寨写的，题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蒋介石的总结，是十月六日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所作的演讲，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
毛泽东显得很兴奋：“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蒋介石则不能不正视败局：“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毛泽东确定今后的作战方针是：“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蒋介石则确定如下方针：“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蒋介石开动了脑筋，用他的“智”，下达《制定剿匪作战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提出今后对中共作战的“四大守则”：“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他制定的“六项要目”是：“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不过，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益发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内战祸首”。蒋介石对毛泽东下“通缉令”，而毛泽东此时来了个针锋相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蒋介石下“通缉令”。蒋介石和毛泽东互下“通缉令”，这与两年前他俩在重庆高举通红的葡萄酒杯，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毛泽东还宣告：“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面对中共由守势转为攻势，蒋介石意识到他已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蒋介石在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下一篇《反省录》，对于他的处境作了如下描述：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毛泽东呢，此时他的心绪很好，胜券在握。他对蒋介石提高了调子，由“内战祸首”升级为“蒋介石匪帮”了！多少年来，总是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匪”，所以不停地“剿匪”。如今颠倒过来了，轮到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了。这种称谓的变化，倒也鲜明地反映出蒋介石和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诚如古语所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蒋介石败了，也就成“寇”、成“匪”了！就在蒋介石写下那篇《反省录》之后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如今，轮到毛泽东以踌躇满志的姿态说话了：“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二四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这样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也心中明白。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的日记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他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1
就在蒋介石连吃败仗、目怵心惊之际，民怨高涨，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也随之不断下降，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蒋介石面对危局，下了一步挽回之棋，曰“实行民主政治”。那便是召开被称为“民主之基”、“宪政之阶”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法，选举总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来受到人们的非议。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受到中共的激烈反对，拒绝参加，称之为“伪国大”。中国民主同盟等也拒绝参加。那次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眼下，蒋介石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以表明这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
蒋介石这人，骨子里嗜权如命，表面上却是谦谦君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大会召开之时，蒋介石便曾发表这样的演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更不能像过去二十年一样担负繁重的重任，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这一回，蒋介石又显得很谦虚，他表示在“国家未能统一”之前，“决不竞选总统”而只“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五项条件：
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
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
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
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
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认识。
蒋介石还说：“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仿佛在给人们出哑谜，人们纷纷猜测究竟谁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未来总统。按照蒋介石开列的这些条件，很多人推测是胡适。胡适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便颇享盛名。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后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他和美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又是文人的象征。
蒋介石常常叫人捉摸不透。他“决不竞选总统”，人们竟难以知悉他是否本意如此：真的吧，可能如此，推出胡适当象征性的元首，如同当年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一样；假的吧，也可能如此，仿照古贤，总是要先来一番逊辞再三。
蒋介石再三坚辞总统候选人，倒是张群明白他的心意：《中华民国宪法》对总统的权力作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