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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坚硬无比的磨刀石，将我的心磨得越来越硬，将我心中的那把无形的“刀子”磨得寒光闪闪，刀锋犀利，剑气逼人，挥一挥，动一动，兵不血刃，那些阻挡我前进道路的坏蛋便一个个在我面前萎谢跪拜，俯首称臣。
为今日之鱼在河纵情讴歌吧！我鱼某已成为那种道行极深的真正的武林高手，一招一式蕴含着千钧之力！
34
阎水拍局长欧洲考察回来后，在局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因“工作需要”，将冯富强调到局工会任副主席，隶属陶小北“管辖”。这样我们局就有了三个工会主席：行业工会主席姬飞（副处）；局工会主席陶小北（正科）；局工会副主席冯富强（副科）。
阎局长告诉我，冯富强只一小会儿就在局里拉了三次屎，身体软得连一点劲儿都没有，这样的人哪里还能上阵带兵打仗？
取代冯富强挂帅上阵的人是我——我被任命为局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李小南被任命为政秘科副科长。
我掌握了局里的财务大权，所有的条据必须由我签字审核，再呈阎局长。包括副局长出差归来的条据，也得先由我审核，再呈阎局长签字，然后才能在出纳员那儿变为人民币。
我把握如下原则，局级领导拿来厚厚一沓条据，我看都不看，就会在单据封面写下一行漂亮的小字：“属实，请阎局长审批”；正科长拿来单据，我会翻一下，然后在封面上写下如上字样；副科长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拿来单据，我则会略微多翻几下，一边翻看一边笑着说：“没办法，有个责任问题！”如没有什么大的纰漏，也会提笔写下“属实，请阎局长审批”字样。
科员和工勤人员拿来条据，我会翻得更细一点，有时就会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发现问题后怎么办？那就看对方是谁了。若是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冲他笑一笑，看他有点局促不安，我并不说什么，拿起笔就在封面上写：“属实，请阎局长审批。”然后再冲他笑一笑，还不说什么话，只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一拍，或轻轻捏一捏，便将单据递给了他。此时对方就会十分感激地冲我点头，并迭口连声说：“谢谢鱼科长！谢谢鱼科长！”此时我再缄其口，仍不说什么，站起身冲他笑着扬扬手，意思是说：去找阎局长吧，去出纳员那儿领钱吧！
若是没有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轻描淡写将条据中的问题指出来，然后说：“怎样？回去按规定重填一下？”
若是刁难过我的，摸过我头的，学过我说话的，我就黑着脸将单据甩给对方。有时我甩得劲儿大了一点儿，将单据“出溜”甩到地下，他们也会弯着腰捡起来。我知道他们弯下腰去时心里一定很难受，而我“甩”的目的不就是为让他们难受吗？你也许会担心，他们直起腰来若冲我嚷嚷怎么办？他们敢吗？除非他们以后的单据里没有一点儿水分，而他们的单据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水分呢？所以他们就永远不敢冲我嚷嚷。
尤其是那个小胡，那个摸过我脑袋的小胡。还有那个更可恶的小牛，那个将我儿子撵下车让我儿子蹭破脸磕掉牙的小牛，那个将我的包放在臭烘烘卫生间门口、并当面奚落我挤对我从人格上侮辱我的小牛，这下可犯在我手里了！
这天，这小子拿来一沓修车票据。我将票据扫了一眼便扔在桌上，眼皮也不抬对他说：“这会儿正忙着呢！先放那儿，明天我审核后再说吧！”其实我当时只是忙着看一张晚报。晚报上有一则消息十分有趣。标题为：“百万富翁身高一点一米，靓妹冲破世俗以身相许”。旁边配有一张大照片，那个“靓妹”足有陶小北和李小南高，而那个二十六岁的百万富翁还没我儿子鱼小明高。照片上他的脑袋刚到“靓妹”腰际。我当时目测了一下，他即使探起手，也刚能探到靓妹的乳房，而且不一定能探到那个“奶嘴嘴”。我想起冯富强以前讲的那个摸不到“奶嘴嘴”的故事，扑哧笑了。站起来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她俩看着也乐不可支。
我重新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时，小牛还弓着腰站在那儿冲我谄媚地笑，并用眼角的余光瞥我桌上的那沓票据，我将那沓票据拿在手中，像甩小牛耳光一样将票据在桌沿上重重摔了一下，硬邦邦地扔给他一句话：“票据丢不了，没看我这会儿正忙着嘛！我得有时间才能审核，明天再说吧！”见我这么说，小牛急忙哈着腰，一边冲我点头，一边后退着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上班小牛再来的时候，我仍在看一张晚报。这张晚报有一则消息也挺有趣的。一位电子学博士，娶了一位美丽的娇妻，对她是否忠实于自己不放心，竟在她手提包夹层里和所有皮鞋的后跟里偷偷安装了微型窃听器，将妻子全方位监控起来。这与我们紫东县那位给妻子阴道两侧安装“防盗门”的农民有什么两样？我不禁愕然，随即又哑然失笑，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和她俩开玩笑说：“看来你俩得检查一下高跟鞋的鞋跟了！”我和小北小南逗趣的时候，早见小牛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进来了，像我儿子一样站在我的办公桌前，目光妩媚地追随着我。但我却瞧都没瞧他一眼，又和小虎小高说话。这张晚报还有一条有趣的消息，标题为：“是情色广告还是新颖创意？”文中举了几条因“一语双关”产生歧义引起争议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悬挂在闹市中心。其中一则为：“左右策划，把你搞大”——这是一个广告策划公司给自己做的广告，属于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另一则为“泡泡漂漂”——这是一个洗衣粉厂家做的广告：“想占有我吗？那就上吧！”——这是一家路牌广告公司招租广告牌。
我和小虎小高讨论这些广告语的时候，始终没正眼瞧小牛那颗像保龄球一样愚蠢的脑袋一眼。只听见他在我们说到热闹处时夸张地大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表扬”我的语言。诸如：“这些广告词太有趣了！”“鱼科长的知识面太丰富了！”（也亏他想得出“知识面”这个词，可这些污七八糟的广告词与“知识面”有什么关系？）
我至少和小虎小高就此讨论了一个小时，后来连康凤莲、罗一强、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也参与进来，像科里评先进工作者那样七嘴八舌说笑了一番，这才似笑非笑地望着像我孙子一样弓着腰站在办公桌前的小牛问：“找我有什么事？”——这一手也是跟阎水拍局长学来的——叫明知故问。你若想蔑视或玩弄一个人，这一手挺有效的。小牛胁着肩刚准备开口，我又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哦，修理费的事，明天再说！我得去市政府开个会。”说着撇下发愣的小牛，冷着脸起身离开办公室。
我那天并没有到市政府开会，而是坐着小虎的车到修理厂做了调查——这小子也真敢开，不到千元的修车费，他竟开了近四千元！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单据到阎局长办公室，如实向他汇报了此事。汇报完忧虑地说：“局里四辆车，一年的费用得三十五万元，今年恐怕三十五万元打不住！”阎局长生气地说：“驾驶员就像偷腥吃的猫，多开一点儿是心照不宣的事，哪个单位都是这样。但也得有个‘度’，不能太离谱，这个事情你去处理，总之有一点，车辆费用不能突破三十五万元，具体你去操作！”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这一句话，我就对这三十五万元有了处置权。我迅速起草了一个《关于车辆管理的若干规定》，给几个驾驶员每人发了一份。规定是规定，操作在我。对谁松一点儿，对谁紧一点儿，全在我手中一支笔。连着将小牛的单据打回几次，这小子脸都急黄了。那天下雨，我儿子放学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他。当时几个驾驶员都在办公室，我刚放下电话，还没说什么，这小子便像兔子一样极其敏捷地跑下楼，去接我儿子，生怕别人抢了先似的。我在窗玻璃上探身向楼下张望，见这小子早开着红旗车冲进了雨中，比去接他父亲都跑得快！
当然我也不会滥施权力因小失大。我将阎局长说的那个“度”把握得很好。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手里这支笔是用来“打击敌人，团结同志”的。而“团结同志”比“打击敌人”更重要，我得用这支笔给我换来更多的票数！
在我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几个月后，局里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只有一项内容：在全局现有的科长和副科长中推荐一个政秘科长人选。
这次印制的选票只有一个格，就是说，只能填一个人。大家都快速将选票填好后，折起来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当时小牛恰好挨我坐，他将“鱼在河”三个字写在空格里时，故意没有折，推到我面前，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让我瞥了一眼，才放心地折起来。
小苏调局里后，我们局共有五十人。去掉两个下海的同志，为四十八人，老乔不参与投票，为四十七人。这次投票四十七人都到了，连陈奋远主任和小苏也从建房工地赶回来参加了投票。当久违了的陈奋远主任那天带着小苏风尘仆仆出现在我们局的大会议室时，我简直觉得他们就是抗战胜利前夕骑着一匹匹快马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陈毅贺龙刘伯承和他们的警卫员。毛主席在七大所作政治报告最后振臂疾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经过几年苦斗，我终于让冯富强这个坏蛋在我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从这次投票起，我在玻管局脱颖而出，一跃而起，成为局政秘科长的当然人选！
那天当场宣布投票结果：我得三十八票，李小南和冯富强各得四票，另外一个副科长得一票。
投票结束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科室。冯富强却神差鬼使撵到那个只得一票的副科长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