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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乡教办又告禹州法院判案不公，告到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还是断给了学校。
就这样，教办室把我每月２９２．２０元的工资扣掉１００元。我跑到教办室找邢主任说：“不管怎样，这工资你不能扣。”他说：“不中你可以告我！”
１９９２年我当过一年校长。当时为了打井，我从家里拿了５００元钱，当时我是偷偷把存折拿出来取的钱，我和家里人为这事还打了一架。现在当校长，为了搞绿化，又把家里两头猪给卖了。这回没打架，但是日子比任何时候都难过。在家里，人家都来找你逼债，电话也被扯跑了；一出门，别人指着你鼻子骂，自行车都被债主推跑了；卖砖的一喝多酒半夜就来踢你家大门，跺院墙。
就说去年春节，我不敢在家，是跑到湖北我大哥家过的，让你嫂子带着孩子在家。你嫂子跟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气。你看这墙上的大匾，是村里奖给我的，说我是优秀教师，当时上面写了“祝王松怀老师再铸辉煌”。你嫂子一看说，不叫干了，还写这干啥，就把字给擦了。
去年夏天下大雨，这屋顶呼啦一下就扑了下来，我正在下边接漏，差点送了命。儿子考上了初中，没钱上，又跟着我上了一年小学，每到雨雪天，他就跟在我后面哭。我女儿考上高中，学费都是她自己找姥姥和其他几个亲戚凑的，每个月伙食费只花５０块钱，家里带馒头，吃完了她妈又送去。她还劝我说：“把你当校长的风度拿出来，没什么需要胆怯的。”我问她恼不恼我，她说：“不恼，我只是同情你！”就这样，村里支书还怀疑我存钱了。
你刚才见我家灶里还在烧煤，告诉你这烧煤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吧。村里人都知道我每到周末就骑着车背一个包出门，但不知道我到底干什么去了。我是上门去给人家补塑料盆去了，还不敢在附近补，怕碰到了熟人。我星期六一大早就骑车，跑到邻近的襄县，星期天晚上回来。在外面就不说自己是教师了，把这就当成了正当职业。晚上也不住旅社，有时天下雨，淋得像落汤鸡。一天能挣１５块钱，保证了女儿的生活费，家里灶火也灭不了。
前些日子，教办室邢主任说钱不扣了。皮衣的事法院把责任判给了村里，上门要债的人有的也知道找我不管用了，但两年来我人格上受到的侮辱这笔账还没有算，这官司我一定要打。
（记录：徐结怀）
第四卷我们已经学得很坚强
吴才印，男，３７岁
安阳县北郭乡吴辛庄小学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４日
１９６４年５月，我出生在北郭乡吴辛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里，父母给我取“才印”这个名字，就是想让我能够早日成材。
１９８０年７月，那一年高考，我以３分之差名落孙山。１２月，因村里小学缺教师，我走上了三尺讲台。整整２０年，掰着指头算一算，差不多教了千把学生！
１９８８年，大儿子吴红杰出生了。我发现孩子的右眼珠鼓鼓的，跟左眼长得不一样。向村里长辈们一打听，他们都说没事，这叫鸳鸯眼，长长就好了。红杰一个劲儿地哭，到第九天，孩子的眼突然塌了下去。我们这才慌了神，把孩子抱到医院，医生说孩子患的是眼穿孔，这眼保不住了。医生给做了眼珠摘除手术。
按照有关规定，我们有了二胎指标，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５日，小儿子吴红闯出世了。我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去闯荡世界，闯出一片天地。
红闯聪明伶俐，是个人见人爱的机灵鬼。１９９８年９月，红闯上了一年级。我觉得小儿子身上有自己当年的影子，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将来能跨进大学校门，实现我当年未曾实现的梦想。
１９９８年３月，小红闯告诉我他脖子疼，紧接着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摸了摸，怎么长了个核桃大的肉疙瘩？
起先当慢性淋巴结炎治疗，病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这年７月１５日，我们带着孩子到郑州，先到省人民医院，检验报告出来了，写着“何杰金氏恶性淋巴瘤”。我不敢相信，更不甘心，又到了省肿瘤医院，结果一出来，还是这！我去大门外给家里打电话说一下这边的情况，可还没拿起话筒，我两腿一软一下子瘫倒在地。书报亭的人赶紧扶我，可我怎么也站不起来，那人找了个凳子让我坐在那儿打电话。
红闯住进了省肿瘤医院，我们不死心，在郑州铁路中心医院，７０多岁的知名专家孔祥光大夫最后告诉我们：“别再心存侥幸了，你儿子患的就是‘何杰金恶氏性淋巴瘤’，抓紧时间治疗吧，别再耽搁了。”
经过一个疗程的化疗，红闯颈上的肿瘤明显小了，我们欢欣鼓舞，我和家里人想，咬咬牙就能度过难关。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２０００年春天，我爱人右边脚底长了一颗黑痣，没过几天，痣越长越大，后来溃烂化脓。
有一天我正翻看《肿瘤防治与康复》，忽然发现其中有这么一节：“痣会恶变吗？恶变时有何征兆？”我真的不敢看下去。书上提醒说特别是长在手掌、脚底等容易受刺激部位的交界痣有恶变倾向……
这年５月，我带她去做了检查，天哪，怎么癌症偏偏都找上我们家？医生说，这种病在我们这里是要截肢的，你们最好到天津市肿瘤医院去，我刚从那儿学习回来，他们有一种保腿的治疗方法。
６月２５日，我揣着东拼西借的６０００元钱，带着妻儿上了天津。本想让他们两人一块儿治，可到那里一问，费用太高了。没办法，又把红闯送回家，暂停治疗，先保大人。在天津两个月，花去近３万元，为了凑钱，其间我回了４趟家，真是到了见人就借钱的地步，不过手术很成功，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儿。
有人说，与癌细胞搏斗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你不把它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一有时机它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非得置你于死地不可。
因为没有得到根治，红闯的病又复发了，脖子肿得像馒头一样。我真后悔呀，本来想先顾大人，没想到这下子麻烦更大了。
村里的吴氏家族开了个紧急会，一位很有威信的族长说，我知道咱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借钱做生意，也很不容易。但我们是做买卖还是救人？我带个头，拿１０００元。就这样，一共凑了２０００多元钱。９月，母子俩同时住进了安阳市肿瘤医院。
孩子的病是复发，医生告诉我要换特效药，价格更贵，一些好心人也悄悄地对我说，还是集中力量救一个吧。我从心里在喊：“人，我两个都要救！”
按照医生的要求，我爱人的手术要化疗６个疗程，但她只做了３个疗程，怎么也不肯再做了，她说：“红闯的时光还长着呢，先给他治吧，我能多活一天，就要多伺候孩子一天。”我真担心她的病像红闯的一样复发了咋办？
如今９岁的小红闯在多次化疗后已经学得很坚强，护士们都夸他是个“男子汉”。
我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安阳县教育局、妇联、红十字协会、民政局等许多单位和部门的重视，过年前县教育局刘爱童局长还送给我２０００元现金。
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对于捐款数额大的，我们愿意让红闯拜为义父母孝敬终身。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我不是教师是什么
魏桂芝，女，５７岁
郑州市原国棉三厂子弟学校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３月３日
我老家是遂平的，１９６３年信阳师范毕业。当时郑州缺师资，我便被分到了郑州。和我一起分到郑州的信师毕业生就有８０多名。
我家里困难，谁也没想到我能当上教师。姓魏的都拿我当榜样教育孩子，说出了一个秀才，一条街上的人也可羡慕我，别的女孩都是嫁给军官被带出去的，只有我是上学上出来的。
那年夏天，我直接到河南纺织工业厅报的到，国棉三厂干部处同志从纺织厅把我接到学校。刚到就发了２９．５元钱，８月份的工资，我可激动呀，感觉着真是受之有愧，我还没开始干活呢。
我们分到三厂学校的这一批一共１２个，都是年轻人，好学肯干，教研气氛相当浓。晚上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没有说一下班就回家的，可不像现在。那时候我们都是团员，当时是个团员可了不起，在教学一线当顶梁柱。我们这些师范生的到来，给三厂学校带来了巨大变化，教学质量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精神风貌的变化。
我在上师范时就结了婚，不算早恋，那时１８岁就允许结婚。工作一年多，我生了老大。爱人在承德部队上，我一个人带个孩子，还要上课，可紧张，就从老家找了一个老太太帮着照看孩子。
你们可能都想像不到，当时我们住的“母子楼”是什么样子。３个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里，中间用布帘子一隔，孩子，老太太，我们仨就挤在属于自己的几平方米的小天地里。
孩子大点以后，老太太回家了。我每天早晨把孩子送到邻居家，请人家帮忙看着，下午放学后再接回来。经常是放学后又去家访，待到去接孩子时，天已经黑透了。好在邻居知道咱当老师的辛苦，能体谅，从来不埋怨。
那时厂里工人的工资高，一个月怎么也有五六十元。我们学校里的就没法比，那好多年我的工资一直是３０．５元，每月给看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