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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了？当我用“大祸”来自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有市侩的影子，我贪图世俗功名利禄的念头不净。难道还需要坐稳奴隶的平安？面对指导员的安排可以容忍吗？不。人活着要有尊严，要有骨气。当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时，是为了渺小的利益苟安，还是起来抗争？指导员的安排已经把我踩到地缝里，难道在这种时候还要用文明的方式和他讲理吗？知识分子的文明，或别人加给他的身份文明，常常是一种精神枷锁。对他自己来说还是一种懦弱的托词。文明的使用在任何一种社会里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而所谓的不文明、粗野也并不都呈现着贬意，革命和造反的画卷就是由它们拉开的。真的，细心琢磨一下人和人的纠分，温和说理的方式不都是万灵药；有时反是以激烈的方式能有效地制止邪恶。该发火时不发火，该吵嚷时不吵嚷，不是患了雄性激素缺乏症，就是被阉割了生殖器。他不是男人，不是大丈夫。苟苟且且，不想丢掉点什么的人，永远做不了大事。中国人之所以奴隶多就是因为在该发火的时候不发火，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总想以“忍”来平天下。结果权势之徒变本加厉地进行凌虐，让奴隶们活得越来越沉重。这样一想，我那第三只眼的谴责也就失去了根据。不管别人怎么看，像指导员这类权力小人就该骂。我不会因为骂他而贬值，反而能够升值，挺立起我的人格。
如果说，我真有什么值得谴责的，那不是对这个来自沂蒙山区守护时代庙门的小恶煞的詈骂，而是我的虚伪性：不是用我信奉的观念，而是用他信奉的观念击败了他。表面上看，我说“人民给的、国家给的、军队给的”并不错，我的身份还没逸出社会给与的规范之外。但是既然我心底里并不认可这样的概念，我就不该打着它们的旗号。坦率地说，当我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曾有过别扭的感觉。即使我用此击败了他，我的心里也没升起过胜利者的自豪感。在那种时候占据我头脑的只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性：堵住他的口，让他无理可辩，让他露出整人的马脚。指导员败在只凭对我的感觉做事、而并没掌握我背逆社会的事实。既然不能把我划到人民的圈外，他就得按人民圈内的语言和我说话。他的安排和这个语言逻辑的撞击必然把他推到张口结舌的境地。在那一刻，我甚至感到自己不公平，觉得他输得可怜。然而我最终还是原谅了自己。我给自己脱身的理由是堂堂正正的：他代表着邪恶，而我的要求是正义和人性的最酣畅的表达。当他所代表的邪恶力量蛮横地霸占着整个世界，我的力量不足以使我跟它正面抗衡的时候，我只能盗用它们允许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达我反抗的意志。我想，未来的反叛者的历史不会因为我的不洁而拒绝给我签证。策略，到什么时候都允许有的吧。
……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屋里空无一人。我开始觉得惊异，待慢慢缓过神来，才想起来，他们是拉练走了。我没有丝毫的懊悔，反而感谢睡神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更大的暴风雨要来了，而我希望它快点来，这样我好快点走。想着想着，我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情况果真如我所预料。拉练回来的第一天万里晴空、一片平静。第二天营教导员便找上门来，告诉我要有点精神准备，今天晚上召开班长、党员以上的军人大会对我进行帮助。这次，不笑不说话的教导员连一点笑容都没给，冷冰冰地通知完，冷冰冰地转身走掉。
晚六时，连部炕上、地下坐满了人，我最后一个进去，找了个靠墙的凳子坐了下来。空气紧张得异乎寻常，没有笑声，没有交谈的声音，静得连弹烟灰的响动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三百度的电灯（不久前连队拉上了电）虽然把屋里照得通亮，可是温和的灯光并没有给人送去良善的光晕。从每个紧绷着或残白或黑紫的脸上都可以读出一种对暴风雨来临的等待神情。
我想起了六、七年前的一幅场景。那是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时候。同样是六点来钟，但不是冬天而是秋天。一座大厅分两层围坐在那里，全系二百多个师生几乎全部到位。灯光把屋里照得亮同白昼。紧张热烈的战斗气氛被一个权威教授的批判激发到了顶点。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但我要扮演的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因为事先班级的女支书告诉我这是一次学术讨论会，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见可以畅所语言。而且系里知道了我有不同观点，特意让她转告我，在大会上做重点发言。我原来期待那个权威教授和我一样说点真心话，没想到那样一个有学问的人竟然左得出奇。我有些怀疑我自己。但更重要的是我从他的身上嗅出了整个批判的反常气味儿。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一点艺术良知，都会看出对它们的批判是一种歪曲。权威教授的艺术感觉和学术水平应该使他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他的批判让我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种非艺术压力的信号。特别当我刚一说出“现在人们异口同声地批判两部影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对的”时，我惊悸了。因为全场的呼吸几乎屏息了，所有的人都瞪着眼睛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我忽然感受到了阿Q临死前的恐惧。那是些多么可怕的眼睛啊！它们红红的，亮亮的，射出了猫抓麻雀的凶光、狼扑小羊的凶光。我的意志瘫塌了，这个讨论会完全可能是又一个陷井，我坚持下去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猎物。于是我迅速调转方向：“这也是我开初的想法，现在我和大家一样：殊途同归。”一场哄堂大笑。
想起那时的尴尬和狼狈，我感到有些可笑。何必呢，大丈夫能挺得起，也能放得下。只要坚信未来，一切都能过去。现在，我则不然了。我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我想用欣赏的目光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表演。我感到，我确乎成熟了。
指导员很显然失去了自信力，因为批判会由营教导员主持。营教导员倒并不声色俱厉，他开宗明义地宣布今天开会的目的。由于我拒绝参加拉练并其他问题，已在连队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提高认识。
多少年后，每当回忆起这一场景时，我都觉得它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一笔，有时还成为我向大学生们炫耀的材料。真的，我那时没有一点被帮助者的低气。我既没拿笔去认真记录每一人的批评，也没佯装虔诚的样子去倾听他们的训诲。我始终扬着脸，面含微笑地瞅着每一个发言的人。喜悦常常滋润我的心头。因为每一遇到我带着微笑的盯视，发言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埋下头、压低了声音。从他们神态的变化中我触摸到一个真理，不管你的对手是怎样的庞然大物，只要你昂然挺立，他就会矮你三分，乃至退避三舍。我真的不是夸张，干部中只有一个木讷口吃的山东人、二排长李春像跳瘙弹腿似地崩了几句，还不痛不痒。我知道其他干部对“山东帮”十分反感，平日里与我很友好，他们不愿给指导员抬轿子。可是指导员竟没发言，连长、于参谋也没发言。我猜想，他们多半是怕我反唇相讥，让自己丢人吧。
一种时代病总要在讨论会、批判会上痉挛，就是那些被组织起来的人们一定要担当起发言的重任。批判我的主力同样落到了那些班长和战士党员的身上。可是语言的贫困使他们的批判没有一点力度，连受批判的我都觉着没劲，替他们着急。只有王喜林的批判挑起了大家的兴趣，绷紧了我的神经：
“我们排长思想不健康。他有时偷唱一些色情歌曲、背颂一些色情诗歌。”
“什么歌曲，什么诗歌？”教导员忙问。
“我记不住，可问问排长。”
炮弹不轻。这次回来，我从家里带来两个本子，一个本子上抄满了我喜欢的中国古典诗词和外国诗歌。一个本子上抄满了外国民歌二百首。我估计将要走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苦闷、孤独、寂寞之旅。我想用它们作伴，支持我很容易就断裂的生命。我知道这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所有我抄录的东西在文革中统统被打成了封、资、修黑货。如果让人听到我的吟咏，它们就给我打开了走向地狱之门。但我无法排遣我的痛苦，常常在无人的时候，细声细气地吟诵它们。没想到，还是叫王喜林发现了。
“老施，你说说，你念了些什么、唱了些什么？”教导员严肃地问。
高度的敏感提示我迅速去选了那些能引起军旅生活共鸣的、风险较小的篇章：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什么意思？”
“说的是诗人在外边做事，很想念妻子。他想像妻子也很想他。他特别向往有一天回去，和妻子一起点上蜡烛，跟妻子诉说远在外地时想念她的情景。”
“啊，还有呢？”
“也说吗？”
“说。”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什么意思？”
“说的也是想念妻子。既表现对妻子忠贞不渝，又担心她身体不好，幻想能有个红雁传书就好了。”
“你没娶媳妇也想啊？”哄堂大笑，他也笑。
“想啊！”更是大笑，只有指导员想笑笑不起来，不笑还跟着抿嘴。
“教导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出在这儿啊，原来光说，不知道。”张锁啧啧叹息。
指导员瞪了他一眼，张锁没看见。指导员以为张锁在为我说话。其实张锁并无用心，他只是有啥倒啥。不过这种实在人不分场合的说话还真有点给我救驾的作用：
“恩，看这两句诗吗，没什么大问题。施大学还有点学问。不过你别老想媳妇啊。”教导员笑着指点。
“能不想吗？老也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