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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评价他才好。有时我反感他的以势凌人，觉得他像个军阀。但有时又颇欣赏他放任的胆量。以为他做人做的彻底，里外透亮。时间长了，看的多了，谴责还少了。所谓“官教兵、兵教官，官兵平等”都是书本上的说词，是表演给人看的，在实际生活中，它们是不存在的。真的，好像生活离不开资格。当了营长、团长，你就不用干活；当了师长，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坐小车；当了国家元首，你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人。就连班长都有点特殊的权力，他可以在班里骂新兵，让新兵给打洗脸水、洗脚水。如此一看连长，也就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连长的作风并不都能为人接受。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早晨，我们挖地种“布留克”。大家已经干了一个多点儿，快到吃饭的时候了，他才从帐篷里出来。他边击扣，边向我们走来。忽然，他横眉立目，大骂道：
“李雪华！妈了个逼的，你是干活哪，还是玩哪！人家烧香把香插到香炉碗里，你他妈烧香把香插到驴鸡巴眼里。你把菜籽撒到树叉里干什么！你给我一粒一粒拣起来，拣不干净，我不叫你他妈吃饭！”
小战士李雪华吓得乖乖去拣籽种。别人已整队回来吃饭，他还留在那里一粒一粒地拣着籽种。见到此情此景，我有点忿忿然，以为连长太粗暴，不把人当人。
小战士李雪华做的确实是不对，平日里他就喜欢藏尖偷懒。好像一个富人家的子弟，而且是个独苗，大人们娇惯他，他自己也娇惯自己。颀颀长长，他长着一副好身材，白白胖胖，他还长着一身好皮肤。无论干什么，他紧怕把自己的腰弄弯了，把自己的脸弄黑了。他本来有的是力气，可是你总觉得，他长的力气，不是用来干活的，而是用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他还颇自尊，很有一点傲气，总觉得自己在同龄人中最有学问。因此无论谈什么事，多以立于鸡群之鹤的眼光来斜睨别人。他的心里有一杆不合适宜的秤，他不用劳动的好坏来称高低，而是用智力来称高低。他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乒乓球也打得好。他宁可把力气用到这些事儿上，也不用到连队倡导的活动上。在他看来，简单的劳动谁都能干好，可是颇有难度、颇需要技艺的事情，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的。于是，他便在类似的事情上突出自己。可他忘了他蹬的是无用的车轮，只是空转。他简直就是堂。吉坷德的子孙：专门生活在想像的世界里。
我总觉得李雪华是个难得的苗子，他的心性好，智商高，只要培养得当，会有较大的发展。即使他有严重的缺点，但也不能随便骂人爹妈呀！听到连长的叫骂，在那一瞬间，在气恼中，我以为连长简直就是个军阀。可是不久我就发现，我的人道主义谴责对于连长来说不大合牙。因为他发过火后又迅速跟小战士亲热起来。好像他骂的不是战士，而是石头或土垃坷；他不是骂人而是随便说话。而战士们呢，没有人忌恨他。连我自己也惊异，我修造的思想齿轮怎么咬不上生活的机槽。你看，连长不是招呼被骂的战士打球、下棋，就是自己拿起二胡，扔给对方笛子，来一段合奏。碰上好吃的，比如开胃的辣椒末，他就把对方叫到跟前，和他一起占咸菜就饭吃。吃着吃着他会说：“我骂你们不好，好在我没几天就滚蛋了。你们呢，也别学我。我不管怎么的，回去有个地方，巴彦手推车厂厂长的位置还给我留着呢。你们得熬出个名堂来，回去有个着落，别在这白混一场。”再看那些战士，眼泪肯定含在眼眶里。为了不致掉下来，他们赶忙扒拉几口饭。挨骂的战士不管受多大委屈，可多数跟他合得来。他更不记前嫌，该重用照样重用。不久，李雪华就是经过他的提名当了连文书。
使我对连长有更多了解的还是在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事。那是在房架搭好之后，准备往夹壁杆里灌泥的时候。一个上午，我和一些战士用手扒草垛，用以和泥。我抱完一趟，刚要弯腰抱第二趟，忽听一声断喝：“老施！住手！”我吓了一跳，以为做错了什么事，惊恐、木然又不无反感地站在那里等着他骂人的批评。一刹那间我甚至觉得全完了，不但面子丢光了，而且再干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谁知，他走到我跟前，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施，这山坡的烂草堆里好藏毒蛇，看咬着。你将来是有用人材，我们得保护你。”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心底涌动着波澜，不知说什么好。连长似乎并没在意，又批评旁边的战士：“我和你们说过多少遍了，这草堆里最爱藏毒蛇。你们不用叉子挑，怎么非得搁手抱？！记着点，以后照看着点老施。”
说着，他催促战士用叉子叉草。战士们叉了半天，不见什么动静。待到接近地面，倏忽之间，真的窜出一条毒蛇。它卷了一下身子，还没等人看清，又钻到别的烂草堆里。连长让大家细心翻草，自己从一个战士手中夺过叉子。这堆草不多，很快就被翻到了一边。当稀薄的草屑再也掩盖不住身体时，毒蛇闪电般地窜向一边。连长早已盯住了它，没等它跑出多远，便拍住了它的尾巴。几个战士棍棒齐下，把蛇砸扁了。
看着战士拎在手中的死蛇，我颇有点后怕。与此同时我感到万分愧疚，竟把连长的爱护当作了对自己的打击。我反省自己，是过于自尊、过于敏感，还是我的人道主义过于僵直。它不但理解不了纯朴形式下的浓烈爱，反会产生愚腐的成见？
事情无独有偶。过不了几天，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从东山脚下的小河边洗衣服回来，看见一个老乡从西山上跑下来。他碰到副连长，说是有一只大熊，正向这里走来。副连长决定带人搜扑，一来解除危险，二来想改善连队生活。连队的日常生活刻板无味，忽然来一次狩猎，都觉新鲜刺激，人人要求参加。我素闻大小兴安岭种种关于熊拍人、坐人、舔人的故事，极想看看真熊、打熊的场面。当我和十几个战士荷枪实弹，正待出发时，连长从营部回来。听完报告，他把我的枪要了过去，说：
“老施，你留下吧。”
我肯求：“连长，让我去看看吧。”
连长严肃地说：“老施，这可不是好玩的。野兽不认人，万一出现险情，对谁都不好。”
“连长，我会打枪。”我再次恳求。
“别耽误时间了，其他人出发。”
下过命令，他回过头对我说：“老施，你有更大的事需要完成。现在只是准备阶段，将来你比我们有用。你到我们这里，我就得保护你。”说完，他大步流星地追赶上山的队伍。
我望着他，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繁茂的桦树林里。我抬起视线，面对托起青天的巍峨山顶，心里升起既自怜又雄壮的感觉。我想哭又想笑，泪水，感动的泪水向外涌流。两个多月来，不，几年来，就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我尝尽了凌辱和折磨，从来没有受到过谁的爱怜和重视。我整天听到的都是“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之类。就在昨天夜里换哨的时候，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战士还直呼我的名字，奚落我：“老施，人家穿四个兜都不站哨，你还站哨，是不是上边看你岁数大，照顾你面子，给你四个兜啊？”我瞠目结舌，从心里冒出来的恶气使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他。可我不得不把愤怒连同屈辱一起咽进肚子里。我明白这个小战士不过是凭直觉说出了时代的隐秘，要击碎他的脑袋，首先要击碎那个给他感觉的时代。而我没有抗拒他背后力量的能力和勇气。
今天连长竟如此看重我的生命，甚至比我自己还珍视它，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他的话胜过春雷，在它惊天动地的震响中，那蛰伏在黑暗中、几近麻木的自我意识慢慢苏醒，伸开了触角。我第一次感到，我还是个人，我还有资格、有价值挺立在人群之中。在那一刹那，我恨不能跪在他面前表示他的感谢。我知道，我这一生都没法报答他对我的关怀。我相信，没有任何礼物比他这几句话的份量更重。它们在我生命萎缩时对我的鼓舞，将使我终生对他表示怀爱。
接近连长，亲近连长，把他当兄长、当知己的渴望愈来愈强烈。“士为知己者死”，我怎么会写小评论，上挂他的所谓“退坡”思想、“半截子”革命思想呢？何况那“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的思想到底有何道理、符合哪点人性呢？
八、指导员
深夜两点的哨兵已经上岗，我还是睡不着。我试用各种方法——查数、停思。都无济于事。而且我的目的越明确，意识越清醒，神经就越亢奋。指导员的身影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那硬挤出来的笑，他那黑色脸堂映衬的阴冷的目光总在我的眼前晃动。
指导员是个山东人。他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沂蒙山区长大。英雄们的传奇故事刺激了他的幻想，他总想创造新时代的奇迹，并以为自己比谁都革命。
对比连长和其他一些东北干部，指导员扎根部队的思想、长期服役的思想确实很牢。不过像我所看到的山东兵和四川兵一样，他们愿意在部队干，与其说是为了革命，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指导员的家乡穷的要命，一年到头拿不到几个蹦子儿，吃的大都是地瓜干、地瓜粉一类。他和他的许多山东老乡一样，来到部队是为了找一碗饭吃。在“革命”和“忘我”被强行推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及行为准绳后，人们多多少少要掩盖自己：不管干什么，总要给它一点“革命” 的目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过分。因为你把自己说的那么“崇高”，那么“伟岸”，首先会得罪那些愿意按正常人性生活的凡人，引起他们的猜忌和怀疑。再则人们都会根据你的家庭经济情况来推测你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如果你超出常规太远，他们很容易发现你的虚假。在“文革”十年间，一般说来，东北兵不像关内兵那么看重部队生活。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