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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下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役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脸。
“叫你们给我打。”
父亲更生气了。
差役大声响应起来。但没有人动手。
刘升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役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接连说了许多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依旧是和平时一样地亲切。他们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但是我心里却很难过，因为我不敢对他们说出来是我害他们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究竟是比较锐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妈的嘴唇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突然显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闹声。好像那个和这里只隔两三家的赵公馆被变兵攻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