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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建成不久的，有些房间还没装修，就先住进来了。建洋楼的资金由四兄弟分摊，其中夏文成出了十万块钱。后来程祖和他开玩笑说：“你捞了那么多钱，干吗还那么精巴，造幢楼还要兄弟分摊呢？”夏文成也坦然地道：“既想多捞钱，又不肯轻易地放出去。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在一片狂乱的犬吠声中，耿吉红叫响了夏文成的名字。夏文成在楼上问是谁，耿吉红又报了自己的名字，并说“快下来，有急事。”夏文成道：“这么晚了，还有什么急事呀！”
过了好长久，夏文成才穿着睡衣从楼上走下来开铁门。耿吉红向夏文成介绍道：“这位是市纪委的程主任。”夏文成道：“是你呀，程主任！”程祖让他马上穿好衣服回南州，夏文成道：“现在就走？怎么这么急啊？”程祖道：“现在不走不行，必须马上就走的。”夏文成重新上楼穿衣服，与妻子商量了一阵，便也知道纪委的意图了。下楼时，夏文成的妻子还特地送出来，叮嘱程祖道：“你们市纪委一定要实事求是哩。”程祖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的。”
夏文成上了市纪委的白色桑塔纳轿车，便不再说一句话。程祖觉得过于沉默，便随意问了一句，道：“你这次回家干什么呀？”夏文成答道：“我是回来上坟的，可惜没上成。”后来据了解，夏文成每年清明节都要回老家给祖先上坟，按照当地“前三后三”的规矩，在清明节前后三天内上坟都是允许的。夏文成说他这次把家里的人，包括女儿女婿都带来了。对自己的问题，显然也已经有预感。后来在交待了问题后，他对程祖说：“我想最后再上一次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不知道喽！”
夏文成心情有些消极，但是正如他后来对办案人员坦露的那样：“碰到问题，能垮过去就垮过去，这关不行了再说。”因此，他脑子里考虑的，始终是如何对付办案人员，如何用心垮过市纪委这道“坎”。
到了办案点，易锋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代表市纪委向夏文成宣布了经市委同意“两规”的决定，要求他如实讲清问题。夏文成见易锋的语气如此生硬，脸色比铁还冷，便火冒三丈地道：“这事我讲得清楚的！”易锋便呵斥了他几句，要他端正态度。夏文成继续发火道：“就这么点事情，我说过了你们还不相信！反正就是这么点事，我能讲清楚！”
易锋见他态度如此之嚣张，便决心给他降降“火”，道：“夏文成，根据群众举报和我们纪委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吃喝嫖赌样样都有！”
夏文成吃了一惊，继而又认真道：“易书记，你不能这么乱讲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易锋道：“你先别说不可能，等你在这里呆几天后，保证你一五一十地全部讲清楚。你信不信？”
夏文成道：“我不信。我没有什么事，有什么好讲的？”然后又是一番狡辩。
易锋将程祖他们叫到另外一个房间，对办案人员进行了分工，要求他们分两组进行谈话。根据夏文成的特点，部署了“攻心为上”的战略。
易锋像个总导演似地给每个办案人员分配好了角色，要求按照不同侧重点进行谈话。当然，在这部“戏”里，易锋本人还同时兼任主角。他针对夏文成耍赖过关的心理，不温不火地道：“夏文成，你的一举一动，从延伸审计开始，我们就已经注意了。”
夏文成看着易锋发楞，他觉得，这个人简直就是他的克星。
易锋继续道：“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报出你的手机号码。”当号码报出来后，易锋道：“你以为你买了张金卡神州行的号码打电话，我们就不知道啦？告诉你，你每次打电话的内容，我们都清清楚楚！”
说完，易锋也不等他答话，站起身来就走。
易锋交待另一位办案人员道：“在我走了之后，你主要说软话，劝劝他。既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又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让他觉得你是在帮助他。”
房间里的夏文成一会儿痴痴地坐着，一会儿焦虑不安地走来走去。
加上房间里看护人员的劝慰，把他的脑神经搞得紧张得要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在此基础上，易锋每天进来坐一会儿，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比如：“有些方面的证据，可是非常重要的哟？法院是根据这些认定的哟？”然后，又拍拍屁股走了。
再比如，说：“夏文成，主动交待也是有个期限的，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就不能建议法院按照投案自首来处理了。南州的张老五为什么吃了子弹？因为他的嘴硬得很，牛得很，本来也只不过坐几年牢而已哟？”
三天后，夏文成忍不住了，他对易锋道：“你别老这样一句句地刺我了。反正你们都知道了，我买什么股票，打什么电话，你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夏文成愿意交待了。但在交待的具体内容上，他还是有些避重就轻。他知道，本地的企业老板送给他的钱，取证比较容易，而境外企业的老板，即便自己说了，到时候也会因为无法取证而难以定他的罪。于是，他便首先交待了他和外商之间的事。
夏文成道：“我在经济上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比如旅法侨商羊福莲女士，他先后就送给了我28万元人民币。”他说：“羊福莲是青云籍的旅法华侨，那年我到法国访问期间，在一个同乡会上认识了羊女士。以后青云市每年举行三胞联谊会，都要邀请羊女士参加。特别是羊女士参与青云大桥建设，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易锋道：“你具体说说看，她都是怎么把钱送给你的。”
夏文成道：“五年前的七月份，我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羊女士刚好准备从省城返回巴黎，住在华侨饭店。有一天周末她打电话约我到她住的饭店吃饭。饭后我去了她的房间，她对我说：青云大桥已经峻工通车了，完成了我的心愿。在这期间你多次出面帮我协调解决建设中的一些困难，对此我也非常感激。这次你在党校读书要办的事情很多，你自己的事情要多去有关部门跑跑。”
易锋插话道：“她说的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
夏文成道：“当然是指职务上的事。那段时间大家都在传我将调出青云，有的说要升了，有的说要群众基础不好，升不了，说不定要被安排到某个部门去。说实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不太好。当时的青云市委书记黄伯昌可以说是小人得志，当年还是中层干部时，对我巴结得很，当了市委副书记后态度也可以。但是，一旦爬上了市委书记的位置，就以为高人一等，把我也小看了。简直是想爬到我头上拉屎拉尿的感觉。更要命的是，他还老是向上面打小报告，说我的坏话。于是，我就被组织上安排到省委党校去学习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干青云市的市长了，至于组织上将把我调到哪里去，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把这个意思和来访的羊女士说了，羊女士便叫我多跑跑，到省里活动活动，争取有所进步。”
易锋道：“她是指让你争取副市长的位置？”
夏文成道：“是啊，我在青云干了几年，虽然有些关系没有处理好，但我自己认为工作做得是大量的，成绩也是显著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被黄伯昌搞下去，应该多到上面跑跑，争取再上个台阶。所以，那天羊女士就对我说：我这次带来了十几万块钱给你去活动。反正这些钱我带出去也不方便，你拿去用好了。我说用不了这么多镥，她说那就拿八万块钱去好了，不够再拿。于是就拿出八万块钱用报纸包好给我，我就把钱带回了党校的房间里。”
夏文成继续道：“一个月以后，我因病住在南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省委已经找我谈话过了，决定免去我的市长职务，新的职务又没有定下来。那时我也是很伤心，加上没有休息好，就生病住院了。有天下午，羊女士来医院看我，她问了我的病情，同时对我被免去市长表示安慰，要我以身体为重，想开些。不管到哪里看病，费用全部由她来支付。她说这次也带了些钱来，叫我拿去用。我把她用纸包包着的钱交给了家属，家属拿回去点了以后，说有十万元人民币。另外，前年上半年，羊女士还专程到南州来，住在望江宾馆。有个周末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吃中饭。吃饭时她谈到她在青云大桥的股份政府准备收购，如果这样的话，那她就没有钱挣了，希望我帮她出点好主意。饭后我随她到她房间，她对我说：你女儿结婚我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来参加，但贺礼是一定要送的。于是就送给我十万元人民币的礼卡。”
易锋听夏文成讲完了他与羊女士的故事，便问道：“羊女士给了你这么多好处，那么你帮她办过哪些事呢？”
夏文成道：“我当然帮了她不少忙，否则她也不会对我这么大方。那年她和青云市房管局下属一家房地产公司合资成立一家公司，开发建设巴黎大厦。原规划批准建设高度为二十几层，后因杨的公司资金紧张而降低为十二层。但她测算后认为建十二层要亏，又要求增加面积和层数。分管城建设的副市长不同意。于是杨打了一个报告给我，要我帮助解决此事。我在她给我的报告上签了意见，要求有关部门组织论证并给予支持。最后他们满足了她的要求。另外，杨是青云大桥的第一大股东，我多次帮她解决过开发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说完了羊福莲女士的故事，夏文成又开始了台湾商人杨海云女士的故事。夏文成说：“饶女士到青云来考察、投资、捐款时，都由我接待，双方就渐渐熟悉了起来。那年我带队去香港召开经贸洽谈会，饶女士约我到香港汇丰银行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大约上午十点多派车子把我接去并和我作了长谈。其中谈到她在青云投资情况，要我继续给予支持，我表示今后会支持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