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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耶夫斯基报告说，我军紧守阵地，法国人不敢再进攻了。
听了他的报告，库图佐夫用法语说：
“Vousnepensezdoncpascommeles autres que nous sommes obligés nous itirer？”①“Au contraire，votre altesse，dans les attaires indécises c’est toujours le plus opiniaAtre qui reste victorieux，”拉耶夫斯基回答说，“Et mon opinion……”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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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这么说来，您不像别人那样认为我们应当撤退了？
②法语：相反，勋座，在胜负未定的战斗中，谁更顽强，胜利就属于谁，我的意见……
“凯萨罗夫！”库图佐夫叫他的副官。“坐下写明天的命令。还有你，”他对另一个副官说，“到前线去宣传，明天我们要进攻。”
在库图佐夫同拉耶夫斯基谈话并口授命令的时候，沃尔佐根从巴克莱那儿回来了，他报告说，巴克莱·德·托利将军希望能拿到元帅发出的那份命令的明文。
库图佐夫不看沃尔佐根，叫人写那份命令，前总司令所以要书面命令，一定是为了逃避个人的责任。
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的链条，它使全军同心同德，并构成战争的主要神经，这就是被称为士气的东西，库图佐夫的话和他所下的第二天进攻的命令，就是沿着这条链子传遍全军每个角落的。
传到这条链子的最后一环时，已经远非原来的话及命令了。在军队各个角落互相传说的故事，甚至与库图佐夫说的话完全不同；但是他的话的含意却传到了各处，因为库图佐夫所说的话并非出于狡诈的计谋，而是表达了总司令和每个俄国人心灵中的感情。
得知我们明天要进攻敌人，并且从最高指挥部证实了他们所希望的事，疲惫，动摇的人们得到了安慰和鼓舞。
………………………………………………
36
安德烈公爵的团留在后备队，直到下午一点钟，后备队仍然在猛烈的炮火下驻守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后面，没有行动。一点多钟时，在损失二百多人的情况下，这个团才向前移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和土岗炮垒之间的一片踩平了的燕麦地里，那一天土岗炮垒里伤亡了好几千人，下午一点多钟，敌人的几百门大炮集中火力对它猛轰。
这个团在这儿没动，也没放一枪，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从前方，特别是从右方，在停滞不散的硝烟里，大炮隆隆地发射着，前面那一带神秘的区域的整个地面都弥漫着烟雾，从那里不断飞出疾速的咝咝作响的炮弹和缓慢的呼啸而过的榴弹。有时，好像要让人们休息一下，一连一刻钟炮弹和榴弹都从上空中飞过去了，可是有时，一分钟工夫团里就损失好几个人。阵亡的不断被拖走，受伤的则被抬走了。
随着每次新的攻击的来临，还没有被打死的人的生存机会越来越少了。团以三百步距离排成纵队营，虽然这样，全团仍笼罩在同一情绪下。全团人一律沉默不语，面色阴郁。队伍里很少有谈话声，即使有人谈话，一听见中弹声和喊“担架！”声，也就停下了。大部分时间，全团人遵照长官的命令坐在地上。有的摘下帽子，专心地把褶子抻平，然后再折起来；有的抓一把干土，在手心里搓碎，用它来擦刺刀；有的揉一揉皮带，把带扣勒紧；有的把包脚布仔细抻平，然后重新把脚包好，穿上靴子。有些人用犁过的地里的土块搭小屋，或者用麦秸编东西。大家都好像全神贯注在这些事情上。当打伤或打死了人的时候，当成队的担架走过的时候，当我们的队伍撤退的时候，当大批敌人在烟雾中出现的时候，谁也不去注意这些情况。可是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向前面走过去时，当我们的步兵向前移动时，赞许的声音却从四面八方响起。但是，最能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完全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受折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上，就可以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从团的正面走过，一辆炮兵弹药车拉边套的马迈出了套索。“嘿，瞧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进去！它要跌倒了……哎呀，他们没看见！……”全团都在喊叫。又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只褐色的小狗，它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满怀心事地迈着小碎步，跑到队伍前面，忽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起尾巴，跳到一边去了。全团的人哄然大笑，发出尖叫声。但这种开心的事只延续了几分钟，人们在不断的死亡恐怖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八个多钟头，苍白忧郁的面孔愈来愈苍白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面色苍白而阴郁，他背着手，低着头，在燕麦地旁的草地里一个田垄一个田垄地走来走去。他无事可做，也无命令可发。一切都听其自然。阵亡的人被拖到战线外面，受伤的人被抬走，队伍靠拢起来。如果有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就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给士兵作一个榜样是他的责任，所以在队伍里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他无须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他和每个士兵一样，全部的心力都在努力避免想象他们处境的危险。他在草地上来回走动，慢慢地拖着两只脚，蹭得地上的草沙沙作响，眼睛盯着靴子上的尘土；他有时迈着大步，尽可能踩上割草人留下的脚印，有时数自己的脚步，计算走一俄里要经过多少两条田垄之间的距离；有时采几朵长在田垄上的苦艾花，放在手掌上揉碎，然后闻那股强烈的甘苦香味。昨天所想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听觉细听那总是同样的声音，分辨枪弹的尖啸声和炮弹的轰隆声，看第一营的士兵那些已经看厌了的脸，他在等待着。“它来了……这一个又是冲我们来的！”他谛听着从硝烟弥漫的地带发出的越来越近的呼啸声，心里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看了看队伍。
“不是，飞过去了。不过这个打中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极力迈大步，要用十六步走到另一条田垄。
呼啸声和撞击声！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炸开了干土，然后就消失了。他不由地感到一阵寒冷掠过他的脊背。他又看了看队伍。大概又有许多伤亡：在第二营聚集着一大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命令他们不要聚集在一起。”副官执行了命令，然后是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一个营长从另一方向驰来。
“当心！”可以听见一个士兵惊慌的喊声，一颗带着呼啸声疾飞的榴弹，有如一只向地面俯冲下来的鸟，落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营长的战马旁边，发出砰的一声。那匹马不管露出恐怖的样子好不好，先打了个响鼻，竖起前蹄，险些儿把那个少校掀下来，然后向一旁跑开了。马的恐惧感染了人们。
“卧倒！”扑倒在地的副官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一颗榴弹在他和副官之间，在耕地和草地边上，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一般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天空……”他这样想着，同时想到人们都在望着他。
“可耻呀，副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能把话说完。就在这一刹那，发出了爆炸声，像打破了玻璃窗似的碎片四面飞射，闻得到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向一旁猛然一冲，举起一只手，胸脯朝下摔倒了。
几个军官向他跑过来。血从右侧腹部流出来，在草地上流了一大团血。
叫来抬担架的后备军人在军官们身后站着。安德烈公爵俯卧着，脸埋在草里，发出沉重的呼呼噜噜的喘气声。
“你们站着干吗，快过来！”
农夫们走过来，抓住他的肩膀和腿，但是他凄惨地呻吟起来，农夫们互相看了一下，又把他放下了。
“抬起来，放下，总归是一样！”有一个人喊道。他们又托住他的肩膀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这是怎么啦？……肚子！这一下可完了！哎呀，我的上帝！”从军官们之间传出叹息声。
“炮弹蹭着我的耳朵飞过去。”副官说。
几个农夫把担架搭在肩上，急忙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救护站走去。
“步子走齐……喂！……老乡！”一个军官吆喝道，抓住那些走得不稳、颠动担架的农夫的肩膀，叫他们停下来。
“合上步子，你怎么啦，赫韦多尔，我说，赫韦多尔。”前面的那个农夫说。
“这就对啦，好的。”后面那个调好步子的农夫，高兴地说。
“大人吗？啊？是公爵？”季莫欣跑过来，朝担架看了看，声音颤抖地说。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担架里（他的头部深深地陷在担架里）望了望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皮。
后备军人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林边，那儿停着几辆大车，救护站就在那儿。救护站是在小白桦树林边塔了三个卷着边的帐篷。树林里停着大车和战马。马正在吃饲料袋里的燕麦，麻雀飞到马跟前啄食撒下来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急不可耐地狂叫着，在白桦树上飞来飞去。在帐篷周围两俄亩的地方，一些穿着各种服装的、血渍斑班的人们或卧或坐或站。伤员周围站着许多面色沮丧、神情关注的担架兵，维持秩序的军官怎么也赶不走他们。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仍然靠着担架站在那儿，好像想要了解这种景象的深奥意义，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眼前发生的事。帐篷里一会儿传出很凶的大声哀号，一会儿传出悲惨的呻吟，有时一个医助跑出来取水，指定应当抬进去的人。在帐篷外等候的伤员们发出嘶哑的声音，他们呻吟、哭泣、喊叫、咒骂，要伏特加酒。有些人昏迷，说胡话。担架兵迈过还没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一座较近的帐篷，停在那儿听候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