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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军团均改为从下游十二公里的凤凰嘴渡过湘江。红九军团、红十三师过江时均遇到敌机轰炸，而最后过江的八军团则损失更为惨重。八军团战士多数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缺乏训练，在敌机的空袭下，队伍顿时显得混乱，正在涉渡的红军成批倒下，被湍急的江水卷走。随后，从新圩追来的桂军突破八军团后卫，又向渡口冲来，用大炮和重机枪向渡口轰击。八军团费了很大力气才将敌人打退，冲过湘江。八军团从苏区出发时有一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1200余人，编成一个团给五军团，军团建制撤销。据凤凰嘴当地的老百姓说，战斗过后，他们在江边掩埋了三天的烈士尸体，而更多的阵亡将士则沉没在江底。在全州旁边有处叫岳王塘的湘江曲弯，湍急的湘江水流到这里后流速变得很缓，上游顺流漂下的尸体和各种遗物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那长长的水湾处，红军将士的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都是灰色的。
这天下午，敌军占领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除红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三十四师被敌人切断前进道路无法过江外，东岸的六个师有五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渡过了湘江，历时六天的湘江战役才宣告结束。而被阻挡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敌重兵包围中一直孤军奋战到12月21日，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最悲壮的绝唱。
无疑，此时的红军虽然已经伤痕累累，但却从另一面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
警卫遵义会议（1）
国家政治保卫团保卫中央红星纵队渡过湘江以后，继续向西挺进。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困难也越来越多，伤病员多了，负担重了。表面上看这是湘江之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紧张的战斗中，红军所携带的印刷机等辎重基本丢失，也就是说丢下了那些坛坛罐罐，从而能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进行作战。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还舍不得那些沉重的包袱。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之战也为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契机。因为红军广大指战员们从惨重的损失中都感到，过去在毛泽东领导的时候，打仗是不断的胜利，都能够化解国民党的包围，但是有了错误的领导之后，越来越被动，国民党围追堵截，使红军陷入了困境，于是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打开了湖南通道县城。15日占领了贵州黎平县。中央红星纵队随即经通道县进驻黎平。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然后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则主张向黔北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王稼祥主任等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中心。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贵州遵义进发。但是要攻取遵义，必须跨过天险乌江。红军先头部队边打边走，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随后跟进。
1935年1月2日，红二师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经过激烈的战斗，强渡了乌江，击溃了守敌，很快架起了浮桥，中央红星纵队安全地通过了乌江，向遵义前进。
遵义会议旧址此时，蒋介石慑于川陕红军的胜利与强大，遂把围剿的重点转移到红四方面军，认为“只有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最为猖獗”，蒋介石即命令辞去“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934年10月22日复职，并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邀请中央派兵”为由头，派嫡系胡宗南的一个加强团，由甘肃进入四川，调集了二百个团的兵力，对我根据地，疯狂地发动了“川陕会剿”，妄图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就在红四方面军全力以赴地反击蒋介石发动的“川陕会剿”时，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它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特别繁华。新城是商业区，旧城是住宅区。国家政治保卫团和中央政治局及领导同志住在旧城里，总司令部住在旧城的枇杷桥。国家政治保卫局住在天主教堂里，国家政治保卫团第一营住在旧城附近的山坡下的学校里，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工作，刘伯承参谋长兼遵义警备司令。
住进遵义不久，邓发局长就对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警卫工作的政治保卫团第一营营长吴烈说：“中央准备在这里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会场周围和行动路线的警卫工作由你们负责。”说完，他们又详细看了开会的地点，会场附近的地形和环境。
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并定于晚上召开。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十分重视，除警备连负责“柏公馆”内卫外，城区四周大部分为政治保卫团的指战员，几个山头上还有机枪阵地，严防敌机偷袭。按照警卫方案，从大门到一楼再到二楼会场，关键位置都布了岗哨，24小时轮流站岗。与会代表将由这里步入公馆，然后进入二楼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陈云，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政治保卫团光荣地担负了这次我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的警卫任务，主要负责警卫会场、保卫首长等特殊的任务。由于绝大多数党和军队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警卫任务无疑十分重要，政治保卫团的官兵们十分谨慎认真，布置警戒，护送首长来回，一丝不苟。
15日晚饭后7时左右，天刚擦黑，柏宅大门上的煤油灯就被点亮了。博古来得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表情凝重，在公馆门口下马后，警卫员把马牵走，他则低着头，缓缓走进院子，就连警卫战士持枪敬礼，他也似乎没有注意到。
政治保卫团的班长胡昌宝布置警戒后，小心翼翼地护送毛泽东和张闻天从穆家巷住地前往会场，直到扶着毛泽东登上又高又陡的楼梯，他才退了下来，精神抖擞地警卫在楼前。毛泽东披着一件缀了补丁的单袄，长长的头发分在两边，显得特别清瘦。他夹着一只烟卷，与张闻天并肩而行，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不时点头。
李德和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看起来很沉重的大皮鞋，奇怪的是，他一反常态，以前走路爱指手画脚，高谈阔论，这次却紧握着烟斗，一路无言。
这次会议一开就是三天，每天都是晚上进行，凌晨结束。17日胜利闭幕，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期间，董老、徐老、邓大姐等中央首长都对胡昌宝说：“小鬼呀！你们警卫班的担子今后可不轻呐。要好好照顾主席，保卫主席啊！”人们纵情欢呼的动人场面和高干们相互嘱咐的话语，久久地震撼着警卫战士们的心。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毛主席是党和红军爱戴、拥护的领袖，他的健康和安危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自己有幸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仅是个人最大的幸福，而且还意味着党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和考验。
遵义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它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统治的结束和毛泽东时代的开始。从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很快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建立了新的红都，不仅有了延安，还有了北京，瑞金也于1949年8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政治保卫团的官兵圆满完成了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与遵义会议一起载入了历史的史册。
遵义会议后不久，根据毛泽东加强部队战斗力、充实连队的指示，部队进行了整编，取消了国家政治保卫团，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保卫大队，全团除留下一营与保卫局的特务队合编为保卫大队由吴烈继任大队长外，其余的都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
同时，国家政治保卫局也进行了整编。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仍是邓发、侦察部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部长王首道。保卫大队归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统一归总司令部指挥。
1935年初，政治保卫大队从遵义出发，保卫前敌总指挥部、军委总政治部等领导机关及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继续长征北上。
渡过金沙江、大渡河
保卫大队保卫中央纵队渡过赤水后，1935年4月2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各部队急行军，速渡金沙江，甩掉后面的敌人，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直插金沙江边，红一军团占领了云南禄功、武定，并抢占了云南通往四川主要公路上的元谋县城，向主要渡口龙街渡急行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也直向洪门渡进军，中央红星纵队的干部团向中间的绞平渡急行军。保卫大队保卫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同志和中央纵队，于1935年5月3日傍晚到了绞平渡，从这个渡口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过江后，中央和其他领导同志立即研究渡江后的行动部署和各项工作。
江边有几间茅屋和几个山洞。保卫大队的战士和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选了一个比较干净的洞，把里面的脏东西清扫一下，并找来一块小木板。毛主席亲自动手，和大家一起，在这个潮湿的洞里，把木板架起来当桌子使用，摆上地图。
1935年5月，红军夺取并通过泸定铁索桥1935年5月9日，过了金沙江，红军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的敌人甩掉了。
5月中旬，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县，在此地进行了休整。5月20日，毛主席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保卫大队担任了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