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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权威化；重大决策民主化和领导任用开明化；军事医学教育兼容化国际化；医院建设与医疗技术发展的规模化效益化；科研竞争面向全国显示化市场化；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高原（非高峰）化和多元化；人才培养综合化人性化；为部队服务的务实化具体化；硬件建设一投多用形成现代化通用化；校风与人文环境的科学化开放化”等等。
看待龙教授不能以魏徵的胸襟才识为尺度，而现代高等学府的管理也与封建帝国没有可比性。但单就这十论而言，龙教授是下了工夫的，既有国内乃至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观点新思潮，也含有当今历史条件下军事院校建设的特点，触及难点与困难，对本校实际亦有一定的具体结合，大块问题基本找准。
坦白来说，傅潮声初任领导岗位时还没这么个客观思考，一个专家教授能有这么个视界的占位高度实属不易。但是在干了几年校领导之后，傅潮声对他业务建设的原则构想是不能认同的，这基本上是学校以前的也是许多其他大学传统办校方式的现代包装版，重视了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管理以及市场经济等几乎所有的外在因素，唯独没有像傅潮声那样研究军、医、大学这几层关系的内在联系与矛盾。军队人才培养增大依托国民教育的比重，是军事高等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调整优化军队院校的整体结构，有效利用国家教育资源，集中优势加速自身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宏观策略。如果是为了追赶时髦，在院校业务建设的具体方针上也盲目地增大通用学科的比重，盲目强调与市场接轨，那恰恰是违背了这一政策的深刻内涵。若依照龙教授的观点，军医大学的功能和价值将进一步丧失使命感与特殊性，进而失去其生存的价值，更不必说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了。
加之它处处注意攻击傅潮声改革探索中的薄弱环节或未成熟之举，且行文没有摆脱现代八股，去刻意拼凑多少个“化”，反使真正的、有价值的意图表述不清不透。
这样的东西，要是傅潮声在大会念出来，恐怕没什么人会在意。而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背景中却还出现争相传看、一时洛阳纸贵的架势，倒可以用社会心理学中，当观念变革、团体压力使人感觉自由受到威胁，而出现心理反感（psychological reactance）这一理论来解释。
傅潮声丢开那份材料，心中冒出一些消沉。他绝难相信龙教授这类人，会如他一般对国家和军队那么忠诚。
军医大学已不是超脱世外的一方净土，而学术界或科学领域一旦出现腐败，可能是致命的和难以弥补的，就好比世界上公认的一把标尺为虫所蛀一样。学术腐败可以借理性的外衣混淆判断标准，可以假科学的名义营造虚幻的希望，可以以权威的姿态为私利镀上光环，伪科学对真理和道义的侵害往往是无孔不入的。忠诚与求实是不能吹出说出写出的，必须由人玩味体会出才好，毕竟他傅潮声已身在高层。
他头往后仰，转椅富于弹性地摇晃着。于是他顺势抬腿把脚搭到桌上，自寻惬意。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谁来当这个校长都一样。变革的历史潮流终究会推动整个社会和群体发展，要想早一些或晚一些启动，都是不合时宜也就是不遵从规律的。一所大学就好比月球，你登不登上它，它都会按照它既定的规律运转。你自以为征服了月球，却丝毫不能改变它的转速和方向，所谓的征服，便是你可以站到它身上留下几个微不足道的足印儿，并用自己的语言称呼它，你也没有奢望它会答应你。你只是自以为表明了你的态度，尽到了你的责任而已。
从部长助理那里出来，便有人告诉他，莫行健把首长顶得够呛，不仅没有给部长助理下台阶的机会，而且搬出爱因斯坦晚年的懊悔之心，来说明没有把握的科学研究公布出来是多危险和愚蠢。
他没去找莫行健问这些事。但如果扯到什么爱因斯坦，他是不赞同的。这个譬喻一来有政治条件上的不适当，二来是谈话对象上的不对头。没有此种经历的人，体会不到一个责任感极强的大科学家的烦恼。这就是科学和政治的基本矛盾，只有杰出的政治家才能够对历史的教训敏感和尊重。
傅潮声能够想象出，搬出爱因斯坦会让一个高级军官多么不快。爱因斯坦不是一名军人，更不是一位指挥员，他向道义负责，并不向军事行动效果和军队荣誉与士气负责。
他也能够体会搬出爱因斯坦，对莫行健来说是多么沉重和矛盾。军事科学像开路先锋，自身毁誉事小、肩负的团队的乃至历史的责任更为重大。
在晚年的爱因斯坦眼里，科学是为某种超越个人的理性世界服务的自由思想，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是科学这一自由思想的发展基础。但是科学家是弱者，他既改变不了社会，也左右不了自己的成果。正如阿尔夫雷德·诺贝尔发明出威力前所未有的炸药后，为了对此赎罪而设置出促进和平的诺贝尔奖。爱因斯坦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先得到它。然而，战争是赢了，但和平却还没有。”他所缔造出的那个魔鬼一出世就甩下他飞跑，像一张王牌传来传去。时至今日，天可怜见没出什么事，也恰是由于不听他的话的人越来越多了，王牌与王牌对峙了，人们在刀剑搭建的安全下苟且偷安，那不是理性上的觉醒而是情感上的恐惧。
科学赠给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是欣喜的砝码，留给科学家的却往往是痛苦的责任和矛盾的心情。
有这么一些科学家是因伟大，而注定受历史更大的嘲弄吗？那么就会还有一些科学家为避免嘲弄，而拒绝着或谨慎选择着伟大。为之忠诚的层面竟然怀疑其忠诚，为之奋斗的理想竟然漠视其奋斗，傅潮声感到沮丧和狐疑。这一个时期以来，为什么凡事总在他认定最重要、最需要、投入最大、预期效果良好的关节点上出问题？
这里面，究竟有没有逆时而行的地方？
古老的东方哲学大师孔子“行藏”之论，弥漫进入傅潮声的脑海：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不行三军之职，同样可谋三军之事。傅潮声沉闷的思维之中，仿佛开了一扇射入阳光的小窗，从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他可以静下心来全力突击“基因之剑”，更可以从宏观和整体层次思考此类研究的深远拓进。
渐渐地，他似乎看见那道思维之光照亮了他的眼前，一簇簇概念、判断、推论、联想，轻松自如且接二连三地蹦跳进聚光的视野。傅潮声扯过一张白纸铺在那一派灿烂中，抬笔写下“制生权”三个字。A·T·马汉、美军理论家、海权论；G·杜黑、意大利战略家、制空权；以及新军事变革之风吹来的制太空权、制电磁权……多少慧眼独具的风云人物，多少名垂军史的伟略奇谋，运筹决胜的风采照耀的是人类斗争进程的长河。相比之下，一城一池一事一物的争夺又算得什么！而战争过客来来往往，适当其时，制生权理论是否即将呼之欲出、粉墨登场？或者，已到了描述它的雏形的火候？
一串文字行云流水而出：
制生权（command of the biotechnology）是指： 在军事行动与武力威慑中，在一定时间内对军事生物技术运用的优势控制权。
广义的制生权应该包括各种生物技术攻防手段有效使用、生命力（军事人员作战能力）的维持及增强、生存质量（己方军、民全部人员）的保障，以及战场生态环境的保护。
狭义的制生权就是现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军事运用能力。
夺取制生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己方兵力在生物技术攻防中的行动自由，保障己方生物技术安全；丧失制生权则失去了以生物技术手段作战中的安全与自由，并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根据控制有关技术运用的目的、项目、范围和持续时间，可分为战略制生权、战役制生权和战术制生权。
制生权既可借助现代技术装备和武器系统的获得，也可以依靠自身特色与方式独立取得。它将使现行战争样式、作战理论产生重大改变。
争夺制生权的斗争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和军事医学领域的较量。平时科学技术的竞争，将成为战时争夺制生权斗争的基础。
……
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军事理论发现？这些有趣的亮点，足可以照亮和充实他的余生。
油然而起的某种优越感，让他想到了帕特逊。
帕特逊还没有产生这一亮点的功力，但是他已经无限接近了。那么，是在理论创新和学术名气方面超越他，还是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竞争他——当然不一定是他本人，而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
他突然感受到了孔氏的悲哀。身为弟子三千的学者，他虽满腹经纶开创一派体系，却终未成理想境界的政绩，是最为典型的思想先行的牺牲者。他一生缺乏实践中的建树，报鲁国无门，五十好几时浪迹卫、宋、曹、郑、陈、蔡、楚等国，历尽千辛万苦亦未谋求到任用。他周游列国并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希望有一次理论体系的实习，然而至死也没如愿。当然，“大师”就是大师，他在构筑思想理论大厦的时候，没忘为自己的失败预留一个开溜的侧门，以能够在碰壁之时堂而皇之地撤走。但是孔氏本人的经历，显示了他的内心一直没有“舍之则藏”过，却任由后人曲解冒用了罢。而且，在现实的事业列车上，要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没那么幸运和简单。人们常说缺了谁地球照样转，这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