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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是一种有尊严的动物。所谓“尊严”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人类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次，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永恒的价值。由此而来的自然推论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人的尊严。所有关于爱的呼唤、所有关于和平的希望、所有关于自由的憧憬，都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基础。人的尊严是人类共同分享的财产，对于这个财产，我们所有的人，既都享有一份又都负有一份责任。我们被一种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我们对其他人的命运不可能无动于衷。
然而，在我们这里，不仅有无数的无动于衷者，而且还有更多的幸灾乐祸者。这是一个怯懦的民族仅存的一点“勇敢”，这是一个自私的民族表达“爱国精神”的唯一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比那些狂热的恐怖主义者还要等而下之。在我看来，这一次不仅是美国的国难，更是中国的“国难”——某些中国人淋漓尽致地将内在的邪恶展示在全人类的面前，这种没有丝毫节制的邪恶让另一些良知尚存的中国人深感耻辱。我们曾经嘲笑在专制和野蛮中挣扎的利比亚、古巴和其他的一些“落后”国家，但这一次我们自己的表现，跟他们相比却黯然失色——连他们也知道人间还有不容跨越的伦理底线，我们却以能够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为荣耀！这是怎样的一个“天朝大国”啊！“大国寡民”们的心理结构、理性能力和精神世界，已经退化到了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的前夕。不！连那个时候也不如！李敖们、阎学通们、李宪源们、以及更多更多的撒旦们，已经自动地放弃了做一个“人”的权利——我也相信，没有哪个动物族群会接受这些垃圾加入它们的行列，连畜生也会耻于与他们为伍。
英国诗人约翰·多思所说过：“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多次参与反对极权主义斗争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引用了这段话之后，将“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他最伟大的一部著作的名字。与约翰·多思一样、与海明威一样，我也认为，每一个处于镣铐之中的兄弟同伴都是自己的耻辱；每一次对自由的渴望的被压制，人权的每一次被侵犯，都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我们被连结在人类之中，分享着各自的命运。我们必须直面邪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正如《圣经》中所说：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就像趟浑之泉，弄浊之井。（《箴言25：26》）
我们面对的邪恶是我们内在的邪恶，我们面临的丧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丧钟。
收起皮笑肉不笑的笑容来吧，收起毒蛇般恶毒的言论吧——今天，丧钟为美国人而鸣；明天，丧钟将为你、为他、为我们每个人而鸣！
2001年9月17日
我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据说，经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赫的学问，经济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学者。但是，老百姓们好像并不怎么相信那些在电视和报刊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是不是老百姓们太愚昧，理解不了这些经济学家们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呢？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伟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刘伟教授用了一大堆数据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河流最少的大城市，但却是桥梁最多的城市。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可从道路的变化上看出一二。我们出国的人羡慕人家国外的井然有序，可是人家也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刘伟认为，北京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基于已有成就、现有条件和可能。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突破三千美元，意味着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面对口吐莲花的刘伟教授，见少识浅的我只有叹服的份儿。可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前，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多次来北京检查工作。每次视察，北京总是采取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在特定时间内所有车辆都不准在特定的街道上通行，这样就能让奥委会官员的座车风驰电掣在繁华的三环、四环路上。可是，正因为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才使得这些尊贵的外国朋友没有遭遇过一次堵车，也就无法深入体验刘大教授所说的北京的〃城市繁荣〃。这不是把北京最美妙的一面给遮掩起来了吗？如此看来，那些出了交通管制的馊点子、不让奥委会官员体验在北京堵车的幸福的人，一定是些企图破坏申奥工作的坏人，一定要对他们严惩不贷！
想来刘伟教授也是有车一族，不必像数百万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都得挤在闷罐车似的公交车里上班，往返花费三四个小时而精疲力竭。所以，刘大教授能够出乎庐山之外看庐山，给北京的〃马路停车场〃投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瞥。我不懂多少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但我想，如果按照刘伟教授的这种理论去思考，既然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那么犯罪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钱多的地方小偷盗贼才多；色情业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瘟疫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瘟疫总能促进制药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吧？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逆向思维〃、〃语不惊人死不休〃吧？
像刘伟教授这样绝顶聪明、思想超前，让普通老百姓再过一百年也赶不上的大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林毅夫、张维迎、胡鞍钢、杨帆、樊纲……个个才华横溢、智力超群。他们的老师辈们也毫不示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就宣称，北京早就实现了现代化，其标志是大部分北京人都已经在郊外拥有了〃第二居所〃。我不知道厉大教授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他亲自调查出来的统计数据吗？还是援引权威部门的资料？反正，我只知道自己身边诸多收入还算不错的〃白领〃朋友，都还在为偿还〃第一居所〃的银行按揭而苦不堪言，何来〃第二居所〃呢？〃白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国企普通职工乃至下岗工人了。大概在厉大教授的研究中，下岗工人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吧。另一位经济学权威萧灼基教授则更有一番妙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而今，确实有不少北大教授拥有了轿车和别墅，那么中国难道还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吗？
以上这些言论无不〃掷地有声〃，但大概没有几个老百姓会〃拍手称快〃。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在老百姓心目中声名狼藉，并非有人故意〃妖魔化〃经济学，而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最不讲道德的学问。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最不讲道德的学者。在这些经济家眼中，谁有钱、谁有权，谁就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谁就是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主人。至于那些穷人、民工、弱势群体、底层民众，根本就是些经济学范畴内毫无价值的〃草芥〃。联系起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美国被控告逃税和卖假古董的新闻来，我更是别有一番感慨。张五常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却涉嫌在美国少报七百一十万美元的巨额税收。这样的〃大师〃，你能够相信他具备了基本的学术良心吗？张大师也曾经持〃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妙论，如今他自己却因为坑蒙拐骗和偷税漏税而即将被送上法庭，这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口头和笔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全球的不景气中一支独秀，即将与美国并肩而立。他们喜欢谈论别墅、汽车、股票、美元乃至私人飞机、私人游艇之类无比美好的话题，这些话题也最容易引起大惊小怪的媒体们的注意。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另一个中国〃，却每天都在发生着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最近，我读到了《南风窗》记者张立勤撰写的《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几段非常值得推荐给诸位大经济学家们：
陈玉萍的家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
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两百元。客厅的？暀W，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四十五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十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十九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四百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五百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两百二十元，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