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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第二部分：得到了天空却失去土地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添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
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
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
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
第二部分：得到了天空却失去土地放下筷子骂娘
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
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
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
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
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
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
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
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第二部分：得到了天空却失去土地大人有钱你有命
回顾以往的历史，校园中的事情并不复杂，它并不是哪一位领导的心血来潮，或其上级部门的不知下情，而是整个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会潮流相比，该有的都会有，没有的也会有，顶多也就是慢了几拍。比如，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
所有的道理，大体相同。但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他们觉得，学校的改革还不够彻底，改革的措施还没有配套，什么都端上来了，酒还没上。
酒徒（山东说法，叫〃历史醉人〃）的说法，是不行不行，咱们今天可得动真格的。
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
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下岗。下岗在全国早就理所当然，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板解释，公司亏本，难以为继，对不起了）。据说，这一切全是为了学校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目标明确，决心很大，一定要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即他们穿梭其间，流连忘返，口水滴答、艳羡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学，恕不具引）。
这些专管出国考察找钱敛钱统计数字收租子越来越像老板的领导，他们的大政方针，就是全面推行企业化和集团化，鼓励千军万马修长城，通过结构改组，把饼越摊越大（中国现在的很多人都是靠这种办法升官）。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
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想，老的卖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黄不接的自认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况就会像黑心工厂一样。其实，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凭你说千道万，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数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样，是有指标的），搁在面前，而且讲法律时效，一旦规定出台，快刀斩乱麻，就像足球场上，判错了也不能改，该谁倒霉谁倒霉。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这叫〃成本计算〃。
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朋友騰地方。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改革〃，你总不能反对吧，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认，我们的老板，他们的想法确实是代表潮流，但潮流并不是无可置疑，特别是其明显的〃弊政〃。
因为历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暂经历所见，几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数裹挟多数，让他们自动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死。远的不说，前有五八年的大跃进，后有十年文革，就是铺天盖地，谁也挡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不希望，〃改革〃也是这样的棍子。
第二部分：得到了天空却失去土地清官上面有皇帝
我还记得当年的超英赶美，各种招贴画，还历历在目。改革的冲动是穷。饱汉子不知道穷汉子饥，穷汉子也不知道饱汉子饱。当时的我们，是穷急眼了，光冲人家的钢铁和小麦去了，故尔劳民伤财之后，照样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错，就像渔夫的太太，还是守着她的破木盆。
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