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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的一角，坐着不会说话的父亲，他被眼前的一幕感动，泪水也像瀑布一样流泻。这一幕正是他一生所期盼的。
6月24日丁阿姨昏迷不醒，27日测不到血压，手足冰冷，唯有一丝气息如丝如缕顽强不绝。上海市分管文教的书记曾庆红指示：尽力抢救，催促她亲戚和家人会集。
自丁阿姨查出癌症，我那病歪歪的父亲每天必定要亲自给她喂食，哪怕是象征性的也要喂。1988年6月28日清晨，惠儿端盘，小海的舅妈随后，我父亲压阵，一行人踏入丁阿姨的病房，父老捧着小碗盅，汤碗里是精心调制的鸡汁粥汤，走近床边，俯身低唤：“阿是娥，阿是娥……”
丁阿姨的眼皮微微翕动，似乎有一缕阳光在她的眼皮上翩翩欲飞，不知何处的钟声当当地敲了七下，余音袅袅带走了她眼皮上最后的阳光。我父亲的手陡然松开，碎片纷溅惊恐的泪珠，他抱起丁阿姨嘶哑地嚎啕：“侬为啥不肯再等一歇？……”
丁阿姨永远地走了，带着她诸多的光环走了……
我父亲用他的笔这样写道：“亲爱的永华：我们四十二年的艺术伴侣今天永别了。我欲喊不能，欲哭无声。你还年轻啊！……”
按理，父亲罹癌在先，似乎当远行丁阿姨之前，现实的残酷是让他们颠了个个儿，丁阿姨走在了先，所以父亲用笔写下了太多的自责和辛酸，仿佛玻璃罩里的丁阿姨把父亲的心也一同带走了。
丁阿姨的追悼会定于7月9日。这之前有不少案头工作，如领导致的悼词、家属致的答词，还有挽联、消息稿等等，均由我起草。我是父亲的长女，又是大报记者，理当效力。但我只是代写、代拟而已，至于答词当由谁去诵读，应由华亭路的子女们商量。我认为潘小海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传统的宗族观念上说，他是潘门唯一的正统传人。只是没想到其他子女一齐反对，也许昔日的小海太受宠，太风光，一旦冰山融化，其他子女或浓或淡地泄漏不满，酿造出杯水风波。
7月3日上午，我父亲特地从医院归来，子女媳婿们围坐在老父身边，七嘴八舌地找出各种理由不让潘小海去读。小海也不再吭声。那么谁最合适呢？有人提我的名，立刻群起响应，一片赞同之声。猝不及防，我心慌意乱，我用目光向父亲求救，孰料，老父昏暗的瞳仁里闪出火花，火花中跃动着希冀，殷盼，恳求……
这怎么可能呢？让一个丁宅的局外人去执行？这些言词仅仅是代言而已。我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呼她为母亲？要知道我的母亲至死都未曾原谅丁阿姨。
极度的悲愤像铁锤似的一下一下地砸向我，砸得我清泪长流，无语凝噎……
父亲终于读懂了我的眼泪。忽然间，他把手放于左胸，那里一定绞痛酸楚。说：“今朝不讨论此事。”……
7月9日的天气像一团火，只是赤日炎炎丝毫没有影响对丁阿姨的追念，由两千多人自发组成的“拜星族”，把龙华殡仪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殡仪馆有史以来第一次租光了全部的花圈，吊唁大厅里，重重叠叠挤挤挨挨的花圈落款上可以找见许多尊贵的姓名：江泽民、芮杏文、陈丕显、朱基、巴金、汪道涵、徐寅生、夏征农、谈家祯、俞振飞……
在会场肃立的有上海市领导曾庆红、胡立教、刘振元、陈沂，文化名人张瑞芳、袁雪芬等。追悼会由市文化局副局长主持告别仪式，市委副秘书长致悼词……
从民间到官方都给了丁阿姨的追悼会以最高的规格。领导对她的盖棺论定是：“首先是党员，其次是演员”，报章载文言：“人们为什么那么舍不得丁是娥呢？我知道……我们失去了一个为艺术献身、堪称人之师表的精神楷模。”
直至我踏上归程，眼前仍然缭绕着丝丝缕缕的忧伤和怨恼。丁阿姨的去世本与我无关，因为老父，我才从北京南下。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何等不易，连生我养我爱我的父亲，也不能体察我内心永难愈合的创口。父亲祈求的眼神梗在我心尖，像两颗小小的砂石，擦得我生生地疼痛。我尤其没有想到，父亲会希望我列于丁是娥的门墙……返京之后，几度提笔竟不知如何向父亲说清楚我的失态和眼泪。1988年8月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父亲的飞鸿展在我眼前，跳入眼帘的第一句话是：
“这一次你来上海纯然是为了我的家事。……”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5）
清爽的和风卷走了所有的焦躁和烦恼。宽厚智慧的老父亲，用“我的家事”划清了我不愿逾越的界限。父亲将心比心，“我们父女的性格有些相似，我们俩都胆小，遇到不如意的事，伤感、悲恨会久久埋在心底”。一语双关，既暗指我难以忘却生母的悲剧，也明言他对丁阿姨遽然谢世的悲痛。又说：“我回家后情绪始终是不能平静，触景生情在所难免。我现在的打算是要控制自己的伤感，使它逐渐淡化……”
父亲的话入情入理，他的言外之意是要我不要过多地沉浸在母亡的伤感中。母亲的关爱燃旺我的痴念。我猜想父亲百年之后，不可能与丁阿姨合茔。因为丁阿姨生前名动天下，殁后几经波折，经政府特批，骨灰得以进入司局级干部安息的革命公墓。父亲不会同意以家属的身份去附骥，那么我能不能争取他和母亲相伴于黄泉呢？母亲玉碎于大夜弥天之时，骨灰盒始终屈居于弟弟家的五斗橱里。
父亲自然明白我的心意。我也提议，到他的老家镇江郊区的葛村去寻觅一处墓地。魂归故里是炎黄子孙的终极目标，那个小小的葛村应该是他的归宿。但数度催促未有回音，他的信里只是淡写一句：“葛村的事慢慢商量。”看起来，父亲对自己的归宿另有安排，那么，母亲呢？虽然母亲早在1978年平反昭雪，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宣读的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名单中有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对母亲的死因耿耿于怀，一直想有个更透彻的了解。
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史织，艺名顾咪咪！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在众多的弟子中她与母亲最为相知。1966年至1970年，革命群众弄来弄去，顾咪咪弄潮于浪尖，未料航道诡险，触礁舟倾，最终导致锒铛入狱。随之，区委调查组进驻，恰恰在进驻当日的凌晨我母亲轰然坠落。
史织在哪里呢？听说她七载缧绁，重获自由后息影舞台，隐失于万丈红尘。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的下落。1989年赴沪探亲的间隙我叩开了她的家门，顾咪咪依然保留着往昔的俏丽，嗓音甜美。我叫她咪咪阿姐，她的回应是：
“顾咪咪和顾月珍老早一道死掉了！”
寒意逼退了我，一扇薄薄的木门板隔开了我们，我不能不惊讶岁月刻刀的残忍。我的母亲在她最得意弟子的心里曾经是一尊神，一尊洁白无瑕的神，一尊散发着天国芬芳的神，就如同她曾经供奉过的观音大士。顾咪咪从得意弟子到锒铛入狱，中间发生了多少故事，是不是与母亲也有关联？惊讶逗拨我疑惑，我再次登门，单刀直入，提出质疑：“我母亲身亡与顾咪咪有没有关系？”
也许问题太突兀，太刺激，她微微发怔，久久无语。突然她眼中一道寒光，锋利地反诘：“侬晓不晓得，侬写了一封信，害了老师？”
什么信？一种不详的预感钳住了我的唇舌，吐不出一个字，只会像拨浪鼓似的摇头。史织狠狠地挖了我一眼，挖走了我的心：“侬读侬的书，写啥个信！寄给上海监委。侬晓得不，老师是我偶像，我一向崇拜她。拜师的时候，邻居就讲冲着她人好，戏好，以后，就能学好。在老师身边，一直觉着她人正戏正有威信，我当然要保老师。有人劝我这样做要头破血流，我回答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啥人晓得刚刚批判工作组，剧团立刻贴满了揭发顾月珍和孙绍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大字报。我不相信，偷偷摸摸去问老师，老师老老实实讲：事情是真的，有过三次，第三次我催孙绍策快点离婚，好去办结婚手续。他讲：老婆有神经病，离婚办不成。我就请他以后不要再来。我问老师：这种事人家哪能会晓得？老师讲，‘文革’以前，区里找我谈话。解波写了一封信给市里，市里转到区里。领导以为我唆使解波写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想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就向组织交待了这件事，要求接受党内处分。希望不要向党外宣布，否则就自杀。”
史织的凤眼里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她痛心疾首地回忆：“顾月珍的金字招牌果然被人家敲掉了敲碎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别人专门揪斗这个问题，我哪能好保？哪能好阻拦？……”
沉闷的滚雷碾过大地，笼罩在记忆中的迷雾在闪电中廓清。1961年炎夏孙绍策借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不是心怀叵测？这一年，小阿婆去世，女儿负笈京华，儿子幼小贪玩，正是给他提供大好时机。我那可怜的母亲，涉足演艺万花筒，苦苦地守身如玉，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险送了她年轻的性命，新中国成立后，她把共产党视为再生父母，择偶的第一条标准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何慢伯伯曾经走进了母亲的心里，是不懂事的女儿毁了她的个人幸福；女儿长大后又振翅飞去，撇下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我只知道母亲一度对她的入党介绍人孙绍策言听计从，后来又深恶痛绝。很久很久，我朦胧地觉得，母亲前后态度的迥异，并不仅仅是艺术观点相左，而是心灵受到了伤害。
做人难，难做人。葆一份清纯不易，学一份狡诈不屑，练一份老辣不能。即使是饱经沧桑的史织不也在情动之下，显示了爽脆直率的真性情。
面对史织的怨恼我无地自容。可是在那个单纯得像真空保险柜一样的年代里，一个二十�